小白理财人们都知道战争需要钱。抗战时期，郭沫若曾引用英国基钦纳元帅的话：“现代战争有三要素，即人力、财力和火力。其中，金融资源的动员尤为重要，它决定了其他要素的动员能否真正落实。”财政动员包括政策和实践中的许多内容，如增加税收、发行债券、财政控制等。最直接最重要的是为战争提供足够的军费，保证调度方便。所以，在战争阴云笼罩华北的1937年六七月间，蒋介石频繁会见外国财政顾问施典法尼，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财政和国防经济。在这前后，正是因为对金钱的敏感，国民政府考虑、策划、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银行现金转移，从中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在应对战争方面的努力和局限。
风吹草动中的现金关注
1935年底，由于日本的压迫，成立了冀察行政委员会，“华北特化”成为现实。毫无疑问，吉查行政委员会有一定的日本背景，聚集了一批亲日分子，执行的政策在相当程度上兼顾了日本的利益。1936年上半年，华北地方当局与南京中央政府围绕外资银行现金转移问题发生争执。
法币百元钞票
法币改革后，中国的货币制度由银本位制转变为纸币制。经过与中国金融当局的谈判，外国银行纷纷接受了这一系统改造，并在银行支付现金以换取法定货币。1936年初，华北地区除日本外的所有外国银行与中国达成协议，将其现金运往南方，兑换成法定货币。然而，当外国银行纷纷将白银运往南方时，一个程出现了。外交部长张群在给财政部的一封电报中说：“天津港汇丰银行、麦格理银行、花旗银行、中法工商银行、德华银行、毕华银行、华益银行等银行现有白银共计四百七十二万余元，拟运往上海兑换中国法币，并有财政部的护照备案。但是天津海关不肯放过，至今没有发货。天津海关拒绝放行，是因为华北地方当局的指示。天津市市长肖振英指责上海再给一点利息，换取向南方运送现金。他给财政部长孔祥熙发了一封电报，说现在的海洋里有一个对人民来说是和平的地方。一旦白银被运往南方，必然会动摇平金地区的金融基础。更重要的是，他指责外国银行向南方海运，因为海运到上海后，他们会给予额外的利息，但在石平不会。
对于萧振英的指责，孔祥熙断然否认，并回电给萧振英：“在沪外资银行兑换法币没有优厚的规定。经过几个月的接触，他们会交出来，而上海的日资银行还没有遵守，证明了道听途说。幸好不要信。”然而，肖的指责并非空穴来风。3月31日，张群外长在给财政部的信中说，“能否将各银行现有的白银交由天津央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附近银行，兑换成法币，并请求协助参照各国银行在上海交银的办法，给予两年5%的利息，以符合法律规定，使京沪办法统一？”由此可见，上海似乎有优惠措施换取外资银行携带现金南下，只是因为华北当局的阻挠，这种做法无法实施。当然，上海的措施不仅是地方政府会做，也离不开国家政府的支持。
经过谈判，国民政府向华北地方当局作出让步，允许外国银行暂时不向南方运送现金，而华北地方当局则得寸进尺，继续控制局面
国民政府与华北地方当局围绕外资银行现金支付的交涉，看似只是孤立的中央与地方的利益之争，但如果向前看，可能会发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早在法定货币改革刚刚开始的1935年11月9日，日本驻华北北平领事馆武官高就向宋提出了《华北金融紧急防卫要纲》，要求禁止华北流通的白银南移。宋同意了日本的这一要求，并与河北省主席尚振、山东省主席韩复举一起下令禁止南方运钞。可见，华北地方当局控制现金的企图，实际上是在日本的唆使和支持下进行的。
国民政府与华北地方当局围绕运送现金南下问题的斗争，以国民政府的让步告终，但可以看出南京此时已经开始重视现金的集中。之后，随着中日关系日益紧张，国民政府集中现金的要求日益迫切。1936年8月下旬的成都事变和9月初的北海事变相继发生。中日围绕这两起案件展开谈判，日本以武力相威胁，于是两国相持不下。9月24日，蒋介石在与吴鼎昌、王士杰商谈外交时表示：“我应尽速准备全盘计划。如果开战，那将是一场长期战争，以期最后胜利。”基于这种判断，姜开始计划紧急运送现金以防不测。同一天，姜特电告诉青岛市市长沈鸿烈：“对日外交不可避免地要破裂。请尽快做好准备，以免发生意外。”并要求他密切注意对日本的侦察。
10月23日，致信蒋介石：“为以防万一，已商孔部长从青岛带约1000万元人民币到世界各地。晚上打算去济南见面。”青岛是日本一直觊觎的地区。青岛现金运济南应该是有备无患。27日，沈鸿烈向蒋介石报告，即日起，从清城第三交通银行运一千万元银币到济南，并推测：“此处日方表示有希望不准现金出境。这一次要把现金全部运出去，国家新特勤局年轻起来，难免不趁机产生一些副作用。”从几天后的报道来看，沈鸿烈提到担心日本的干涉，这确实是一句空话。30日，沈鸿烈报道：“当装货刚结束时，日本代理机构惊悉突然打来电话，要求市政府停止送货。严词拒绝时，送货车辆已于昨日下午六时半抵达济南，所有现金由韩行长在重重保护下存入济南各银行金库。”青岛银可以说是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冲出来的。
大规模战争来临时的现金转移。
Xi事变后，面对日军的不断挑衅和甲午战争，中国的抗日呼声越来越高。
几乎难以避免。当时的银行家已经观察到这样的危险，1937年6月6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副经理杨介眉在与天津分行经理资耀华的往来函电中讲道：“危机四面逼来，日甚一日，万一发生战事，全国金融必致混乱，行中营业务望紧缩。”
作为首先爆发冲突的地区，华北的现金状况自然成为国民政府关心的首要重点。杨格说：“华北大约有4000万盎司的白银储备由于日本侵华而无法动用。”财政部次长徐堪给外交部次长徐谟的函电中有更为确切的说法：“查北平存银约一千五百万元，存贮东交民巷；天津存银约四千一二百万元，存贮法租界。”战争爆发不久，国民政府就不断部署从华北撤出现钞。据统计，卢沟桥事变后半个多月的7月29日，平津、济南几大银行所存钞票减少了11698万元，较之卢沟桥事变前减少50%多。可以说，抢运现钞的成效是显著的。
1937年的上海
经过国民政府的努力，到7月28日，现银部分，从汉口移至洛阳近2000万元，从上海南运香港4300多万元。钞票内移动作更大。除前述平津、济南钞券转出近半数外，从上海运出4.6亿余元，内移存至南昌、长沙、杭州三地，由此本来是全国金融中心的上海库存5.5亿元，变成了南昌3.1亿元、长沙2.4亿元、杭州1.2亿元，长沙、南昌成为最大的现金增长地区，半个月内，长沙现钞增加2.2亿余元，南昌现钞增加1.3亿元，这和其处于沿海到纵深内陆的中间地带，便于担当起现金转运中间站的地位相关。上海、平津则成为钞票和现金移出最多的地区。一场现金的大流动随着战争大规模爆发有组织地展开。
紧急密集的现银外运
大规模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已开始有组织地将现金外移。早在1936年9月中日关系一度紧张时，孔祥熙即报告蒋介石：“密存沪现银除前后运美外结至昨日计共8300万，昨又直接运美1200万，拟感日运港转美1200万，今日直接运美2400万……预计所存现银本月内当可全数运出。”此后，国民政府的现金外运工作没有中止。截至1937年4月30日，“存在国外和香港可供掉换外汇的白银数量以及我们存在纽约和伦敦的银行资金，总计为169725174.94美元。这个数字与三月的数字相较，显示增加了13213957.10美元。”其中，存旧金山的白银有12091071.61盎司，折合美元5440982.22元；存香港白银有38560482.24盎司，折合美元17352217.00元。
战争状态下，许多操作都需要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因此，在现金大规模内运和外运时，也有不得已的反向操作。8月13日，中国银行香港分行委托香港汇丰银行秘密装轮运现钞5000万元到上海，应付战争爆发后的提存紧张局面。当时上海存款额在15—20亿元间，所需的现钞量大面广，而原来四行库存5.5亿元已内移4.6亿元，造成不得不从香港紧急调运现金应付提存的状况。
战争爆发初期集中抢运现银工作告一段落后，各地现银外运工作次第展开。1937年8月，长沙、西安存银的移运工作逐步展开。13日，蒋介石致电宋子文，令其：“西安现银最好亦运往香港。”27日，财政部致函四行联合办事处：“查发行准备项下所存长沙现银，兹奉委员长蒋谕：应赶速运出，只言运赴广州，不必说运香港等因，相应密函奉达即希贵处查照，即日遵办并希将运银数目报部以便转呈为荷。”9月，四川白银也开始起运。据统计，1937年8月至1938年8月从中国运出的白银价值法币42000万元。
运至香港的白银全数送交香港汇丰银行集中保管。1937年9月13日，中国银行驻港办事处贝祖诒致函中央银行席德懋：“各行存港白银全数送交港汇丰银行集中事，经向汇丰银行洽办，先电陈报，今日汇丰银行来称，拟请各行正式以书面授权该行予以全权，任由分批装运出口。”外运的现银暂时得到了安全保管。
然而，到战争中期，鉴于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企图日益明显，香港逐渐处于战争威胁之下，国民政府不得不考虑进一步的转运工作。1940年6月底，中国银行驻港办事处请示广州分行，讨论将存放香港的现银转运美国。8月2日，中央银行广州分行致函中国银行：“关于存港白银汇运美国一案，日前准贵行函开，已将白银94箱、银条17条、黄金一箱送交汇丰仓库，交敝行杨专员接收，等因。兹查上项金银已由该行加套木箱，并代出面保险，于本月廿三日交美轮亚当士总统号转运纽约大通银行收存。”由此可以看出，香港沦陷前，现银转运已提前一步，藏在香港的硬通货多数已被移出。日本占领香港后，由横滨银行代表日本政府接收中国在港各银行资产时，接收到的绝大部分是已发行和未发行的钞券，1941年12月12日驻港办事的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致电董事长钱新之讲道：“港九自八日起终日轰炸，炮声震天，四行同人困居孤岛……钞券因航机由港府征用，他运势不可能，正在万分艰苦中尽力办理销毁，能销若干殊无把握，如能由渝请求港府设法交通工具，或可运出。现局势极度恐怖，市内交通时断，各行提存极涌，小票不易得，支付困难。”
现金抢运的成效和局限
不得不说，国民政府抢运钞券现银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被动的。钞券内移与现银外运、不同地区存银外运的缓急，基本上取决于日本对华侵略战争的下一个具体目标。尽管在1936年初，针对华北外资银行存银，国民政府已经遭遇了来自日方支持下华北地方当局的压力，但是国民政府并未吸取教训，在大规模战争来临前未能作出一个整体、规划的移运方案。一开始就使国民政府陷入被动的天津存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天津租界时，几乎全部被日本攫夺。其中，在中国银行名下有21870406元，交通银行名下有26417979元，河北省银行名下有4248049元。这是最初种下的恶果。
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国民政府抢运到的地方，存银几乎没有落入日本的虎口。这场被迫展开的现金抢运行动，无疑又是有组织且比较有序的。对于国民政府的现银外运，当年财政部的报告中总结道：“可以忠实地说，我们的流动资产从一切方面来看，都未受到损害。”财政顾问杨格也给予较高评价，“要不是这么办的话，中国早就遭到了近乎致命的打击。”正是由于内移与外运有组织的部署，轻重缓急有效的运作，使法币发行准备金得到基本保障，从而使“战争开始时，中国在提供浩繁的战争费用方面，较以往任何时期都处于更强有力的地位，储备较过去雄厚得多”。杨格甚至讲道，“如果没有这种依靠，中国是不能长期抗战的”。蒋介石自己也对1936年中日关系紧张时的现金移运准备不无自得，他判断：“此次倭寇之所以急求转圜而转变缓和者，其最大原因，是余令上海中央行现银输散内地之一£，倭寇探得此实情，乃知余决心抗战准备……故京沪未动一兵，而倭寇畏慑，无人能知其所以然者。对外战争，不在兵力之强弱与大小，运用之妙，有如此者也。”
全面战争爆发前后，国民政府的资金内运和外运工作，是战时经济动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当程度支持了中国对日抗战的展开。大规模的现金内运和外运，使中国金融在大规模战争爆发后，最大限度避免了损失，形成战争初期财政坚固和外汇稳定的状态。1937年6月间,法币对美元的汇价平均为29.65美分（最高29.78、最低29.53），而在1938年2月间则为29.79美分（最高29.90、最低29.69），可见，法币在全面抗战初期并未跌落。反之，“日军在中国的失败，再加以别的种种原因，却使日圆维持一先令二便士的标准，极感困难”。这些无形中为全面抗战爆发初期中国政府信誉和社会信心的树立奠定了基础。这场无声息的现金抢运行动，构成了国民政府金融动员最核心的部分，是中日间一场未见刀光剑影却精彩纷呈的“金融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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