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理财芬兰，坐落于欧洲北边，北欧五国之一，与瑞典、挪威、俄罗斯交界，南临芬兰湾，西濒波的尼亚湾。土地占地面积338万公顷，海岸线长1100千米，内陆水域总面积占全国面积的10%，有海岛约179万只，湖水约188万只，有“千湖之国”的美称。芬兰冬季严寒悠长，夏天柔和短暂性，全国各地1/3新土地在北极圈内，是北欧五国中唯一一个非日耳曼语族的大国。
芬兰是圣诞老人的家乡，最开始居民为拉普人，故芬兰又被称为拉普兰。芬兰人入迁后创建早期国家。自十二世纪逐渐芬兰就是瑞典的一部分。1397年划入卡尔玛联盟，1523年随瑞典一起单独。1809年俄瑞战事后遭俄罗斯王国占领，作为其下属的芬兰大公国。1917年12月宣布独立，推行共和制，变成永久中立国。
芬兰是一个迅猛发展的大国，也是一个相对高度现代化、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体。芬兰是欧盟会员国之一，但平均GDP远远高于欧盟平均，与其说周边国家瑞典非常。人民具有极标准化的生活质量，芬兰政府公务员廉洁高效率，而且在这个社会产生普遍的共识。监管世界各地腐败行为的社会组织“透明国际”发布2012年全球清廉指数汇报，在176个国家中，芬兰名列第一，为最廉洁我国。2019年2月，2018年全球幸福指数公布，芬兰排名第一；2021年，芬兰卫冕全世界最幸福我国。
新生儿一出生就获得社会发展福利署的精心照料。产妇可以接到包括婴幼儿用品或760芬兰马可资金的包囊。家庭中每一个孩子从出生到17岁都每个月领到儿女补贴，而离异家庭的小孩则领到附加补贴。3岁以上儿童可以进到市立日托中心。照顾孩子的花费在于爸妈的收益。低收入家庭能够免去托儿费。在家里照料3周岁以下幼儿的爸爸妈妈可以获得补助，残障儿童和慢性疾病幼儿的爸妈也可以获得特殊少年儿童照料补助，低收入家庭也可以获得租房补贴和生活补贴。芬兰更为16周岁以下少年儿童给予尤其照料补贴。
芬兰推行九年制基础教育。学生们免收培训费和课本费，每日享有爱心午餐。初中和高等教育机构也免交培训费。每一个在校大学生不但享有义务教育，并且每月还可以从政府部门获得达到500欧元的补助。在校大学生可以办学习培训补贴和租房补贴。她们还可以从金融机构得到学习培训借款，参工后逐渐结清。
医保占患者治疗和医疗费的60%至75%。国家对于药物给予补助。每一次购药超出50马可的患者仅需付款50%费用。比较严重或长期病人仅付款25%或享有全额的药品补助。劳动者在生病期间还能够享受病事假补助。因为安全事故或职业危害，病人不但能报销全部医疗费，并且在疗养期间还可以获得全额工资。
每一个新移民都有权利有一个个人融入方案,这个计划在新芬兰移民投资登陆芬兰的脑袋三年实行。该融入计划的目的是帮助我们融入芬兰的生活状态，在这样一个方案中有所为新芬兰移民投资精心准备的芬兰语课程学习。在学习期间，每一位移民投资都能够从在政府领到一定数额的补助，学习培训补贴每日2350欧，交通出行食品类补助8欧，税后工资总共27欧上下。补助从周一测算至周五。此外根据另一半薪水高低也可以申请失业补贴金，依据是另一半月薪必须要在1836欧下列。芬兰是欧盟第二个依靠中国贸易的我国。中国和芬兰中间拥有频繁经济贸易来往，中国移民投资能够从中得到大量就业岗位。
哪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最廉洁？
芬兰一向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政府官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的现象极为少见。全球知名的反腐败机构“透明国际”公布的2009年度世界各国清廉指数排行榜上，芬兰名列第6；此前多年，芬兰一直排名榜首。
芬兰之所以成为全球腐败程度最低、腐败案件最少的国家，与其社会道德和监督机制是分不开的。
拴住公务员的腿
说来可能不信，芬兰根本就没有公车腐败。除总统外，芬兰整个公务员系统中，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4个人享有固定的专用公车待遇。而且他们也只能在上班时使用。据说，虽然贵为一国元首，芬兰的总统常常骑自行车出行。
为了管住其他公务员集体使用的公车，芬兰政府曾设计了一套监控系统。公车上装有两个按钮的发射器，一个刻有公务字样，如果是私事，另一个刻着私事字样，就要照章纳税。公务用车则事先向政府办公部门申请并讲明去向，上车时还要分情况按下按钮，让监控中心收到信号，具体掌握公车一路的行踪。如果按下了公务按钮，而汽车实际行驶的方向不对头，车上的无线电话就响了，监督人员会打来电话询问和提醒开车者……令人感慨的是，这套监控系统在芬兰装了近5年，竟然没抓到一个违规者。政府后来干脆把它都拆了。
管住公务员的嘴
芬兰人热情好客，民间互相请客送礼是人之常情。但是对芬兰的公务员来说，受礼和吃请绝对是天大的事，一不小心甚至会把前途和事业搭进去。因此，芬兰年轻人进入政府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快请教“腐败”的界限，找准接受礼品或受请吃饭的上限。老公务员传授的一般经验是：可以喝一杯啤酒或者吃一个三明治，但如果不小心喝了别人的葡萄酒，那么每分钟都可能出问题。
芬兰的法律规定，公务员不能接受价值较高的礼品，并对价值较高作了细化定义：根据物价指数调整，一般在24美元（20欧元）左右。芬兰物价水平较高，在一些餐馆里，一杯白开水可能都要收你5美元，这样看来，就算在餐馆里请公务员喝白开水，也要数一数能喝几杯才可以。而且还曾有过这样一件事：每年的新年前夕，当地民众有送礼的习俗。中国使馆入乡随俗，送了一瓶茅台酒、一筒茶叶，另外再加一瓶红酒，略表对他们一年来给予帮助的感谢。可是，事后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才知道，他们用自己的薪水买回了礼物。
而如果是公务接待，上至总理下至普通的科员，一起吃饭的有些什么人，点了什么菜，花了多少钱，都要巨细无遗地在网上开列清单，让人人都可以看得到，件件能够查得清。甚至为了一顿公宴，芬兰还曾有位中国银行行长级别的高管落了马。当时，在公务接待中，行长一不小心上了一道鹅肝，传媒上网查阅菜单后提出质疑，结果行长只好为这道鹅肝引咎辞职！
紧抓公务员的心
芬兰的人口少，生活圈子小，政府的人员也少，公职高薪，谋职不易。因此，一旦公务员被坐实了腐败，不仅会被立即革职，严重的话还会立即入狱，而且私营机构不愿雇佣，社会上的人看不起，更重要的是在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面前永世不得抬头。腐败成本十分高昂。
所以，很多芬兰人都说，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听说过有什么腐败的事情了。最近的一桩案子，还是发生在6年前。2002年5月芬兰《晚报》披露，文化部部长苏维•林登批准向一家高尔夫公司提供17万欧元的政府资助，而她和她的丈夫及数位亲属都拥有该公司股份。政府司法总监闻讯立即展开调查。事件见报一周之内，林登便旋风般被迫下台。
现在，芬兰全国的法院每年受理的行贿受贿案件加起来不足10起，而且几乎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案。芬兰政府干净得已经快要让人们忘记还有腐败这回事。
2001年美国《读者文摘》杂志曾在全世界范围内作了一项很有意思的试验。试验内容是要测试30多个国家和地区民众的诚实程度。测试方法是在每个国家选择几个地区，故意在每个地区丢下10个钱包，里面装有相当于50美元的当地货币。钱包里同时附有失主的****，拾到钱包的人如果想物归原主，可以轻易地联系到失主。最后统计钱包交还给失主的比率。试验发现，最诚实的5个国家是挪威、丹麦、新加坡、新西兰和芬兰。其中挪威和丹麦的钱包归还率竟然达到100%，芬兰高达80%！耐人寻味的是，这5个国家在“清廉指数榜”中全部入选最廉洁的前十位。
芬兰、瑞典、丹麦、挪威、冰岛这些北欧国家，在廉洁程度都位于前十名，社会福利好，但税率也很高。但是北欧人并没有太多抱怨，因为一方面他们普遍有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政府廉洁，纳税人知道钱用在哪里，钱用得其所，人民缴税也缴得服气。（半月谈系列刊物《品读》2010年第3期）
芬兰是不是发达国家
据我所知作为国家政府，清廉指数比较高的是北欧，丹麦 瑞典 芬兰 瑞士等国
中国一般排名靠后。
每年国际都有政府清廉指数排名。你可网上搜索。
2012全球清廉指数榜公布，176个国家中中国排名80。2012全球清廉指数榜：丹麦排第1,朝鲜倒数第1,中国位居80。全球反腐败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公布了2012年全球清廉指数榜，该调查统计了176个国家，满分100分。丹麦、芬兰和新西兰得分为90分，并列第一，阿富汗、朝鲜和索马里均只有8分，并列倒数第一。相比之下中国得 分39分，176个国家中排名第80位
大中国和小欧洲 差距可不小啊
是的，芬兰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个高度工业化、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体。芬兰是欧盟成员国之一，但人均GDP远高于欧盟平均水平，与其邻国瑞典相当。国民享有极高标准的生活品质，芬兰政府公务员清廉高效，并且在社会形成广泛共识。
监督世界各国腐败行为的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公布2012年全球清廉指数报告，在176个国家和地区中，芬兰名列第一，为最清廉国家。2019年2月，2018年全球幸福指数出炉，芬兰排名第一；2021年，芬兰蝉联全球最幸福国家。
芬兰的习俗禁忌
享受节假日被认为是每个人的权利，节假日相对较多。每逢节假日（包括周日）所有商店闭门谢客，连公交车班次也不及平时一半。桑拿（Sauna）是芬兰国粹，全国约有192万间桑拿房，平均每3人拥有一间。
芬兰人进门脱鞋，不要问别人隐私，晚上8、9点之后别洗澡，还是做大声音影响到别人，尽量别去酒吧，无论在哪儿，那么晚回家，开门关门的都让人讨厌。
百度百科-芬兰
CPI是什么意思
说真的，咱就发展自己的吧，别再跟日本比了，根本就不是一档次！
这是事实。但只是部分事实。从诸多指标看，中日两国的差距依然十分悬殊，在许多方面中国要赶上日本，不仅非常遥远而且困难重重。 乎。
在我的经济学同行中，甚至也出现了高看中国轻看日本的倾向。有段时间，北京盛传着一个笑话，说将来全球只要有三个经济学家就够了，一个懂美国经济，一个懂欧洲经济，还有一个懂中国经济的。至于日本，回答是轻蔑的一笑：日本，哈哈，日本可以不用管它了！这实在是无稽之谈。
中国正在快速崛起。这是事实。但只是部分事实。从诸多指标看，中日两国的差距依然十分悬殊，在许多方面中国要赶上日本，不仅非常遥远而且困难重重。中日两国的差距，中国真正的状况值得国人警省，而不能再陷于自欺欺人的幻觉之中不可自拨。
让我们先来看基本数据。中国的国土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人口13亿。日本的国土面积是37 8万平方公里，人口1 3亿。中国国土面积是日本的25倍，人口是日本的10倍。从版图和人口数量而言，中国的确是大中国，日本的确是小日本。
但是，两国的经济总量却掉了个个。2003年，按世界银行2004年《全球发展指标》统计，中国的GDP 116898亿人民币，合美元1．4万亿美元，屈居全球第七位。日本的GDP 却高达4．3万亿美元，傲列全球第二。小日本是大中国的3倍。 以汇率折算的经济总量比较中难免有误差的成分。然而，改以购买力平价或真实比价计算，大多数的统计结果表明，中日之间经济总量仍相差1- 2倍。
中国近年来崛起的步伐不算慢。然而，在战后的第一个4／1世纪，日本即轻松成为全球第二号发达国家。而中国，尽管经历了过去20多年有史以来最快的增长，GDP 总量仍在全球排第六、第七的位置，并且以诸多指标衡量，根本不可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日本的经济实力既表现在国内，也表现在海外。中国近年来以引进外资多多为傲，然而日本却是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2000年底，日本的海外总资产达到3 2万亿美元，相当于2003年中国全部GDP 的2 3倍，其制造业在海外的销售总额为1 3万多亿美元，与中国的GDP 相当（唐淳风，2001）。如此强大的一个隐形的“海外日本”，足令开放了20年如今才雄心百倍，喊着口号，迈着步伐要“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汗颜！
经济结构比较：1999年，日本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是2：36：62，早已是明显的“后工业社会”。1975年，日本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比率首次超过50% ，标志着日本早在70年代就逐步进入了服务业为中心的“后工业化”时代。相比之下，2003年，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是14 7: 53: 323，中国甚至没有完成前工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过渡。
按国家统计局的工业化定义，一个国家工业化全部实现的标志：一是农业产值在15% 以下，这条线中国可以说刚刚跨过；二是农业就业在20% 以下，中国目前仍高达50% ，可以说还远远不够线；三是城镇人口比重须在60% 以上，中国目前大概只有40% ，亦有很远的距离。
日本的城市化水平是多少呢？1950年日本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38% ，大概与今天的中国相当，而今天的日本人大部分都居住在城市。
2003年，中国重工业增长超过轻工业4个百分点，重工业的投资开始进入旺盛期。举国上下为中国经济进入“重化工业”阶段欢欣鼓舞不已。然而，中国人很少知道，早在1955年日本就进入到了重化工业的高度加工阶段，并向资金、技术密集型经济过渡。仅从工业结构上看，中国大约只相当于日本40年前的水平。
中国目前的增长动力主要是来自于“世界工厂”的牵引。据笔者的测算，2003年中国工业增长对GDP 的贡献高达63％。然而，从制造业总量看，2003年日本是9111亿美元，中国为3825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2 4倍。显然，中国远称不上“世界工厂”，日本却是名符其实的国际制造业中心。
按过去的赶超速度，在“世界工厂”的道路上，中国要赶上日本至少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而且接下来会越走越艰难，能源问题、环保问题、劳工问题、市场问题都会困扰中国。
日本的人均资源也很贫乏，但日本人懂得通过优秀的加工而扬长避短。1955年至1975年是日本增长最快的时期，日本制造业产值占工业比重从81．4％上升到96．0％，而矿业从10．1％下降到0．62％，电力、煤气、供水等基础产业从7．74％下降到3．38％。中国也是人均资源不丰富的国家，但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靠廉价出卖资源。以2000年为证，中国资源型产业占全部工业的比重高达54．5％，其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占轻工业的62．0％，采掘和原料工业占重工业的50．5％。
中国现在开始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在这方面，日本比中国先进得多。以单位能源每千克油当量的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计，中国大约是0 7美元，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而日本同样能源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却高达10 5美元，为全球之冠，约相当于中国的15倍。
同样的资源和能源，日本人竟创造出比中国高出15倍的产值来？中国人又喜欢高谈“老子”，讲“天人合一”，可是中国人对大自然的珍惜何尝比得上日本？！
中国正进入新一轮黄金增长时期。然而，2004年经济增长甫一发力，GDP总量刚刚占到世界的4％，石油消费已跃居世界第二，发电量消耗占全球消耗的13% ，此外还有钢材消耗占全球的27% ，水泥消耗占全球的40% ，煤炭消耗占全球的31% 。因此，惹得全世界的人都担心中国长期增长会否导致全球资源不足，“中国会不会饿死全世界”？
事实上，中国应该谦虚地向日本学习，并且要象日本那样去倍加珍惜资源，高效地利用资源。中国眼下正进入一个苦心制订种种“能源战略”和“资源战略”的热潮，其实，大道至简，中国应该象日本那样，眼光向内、锐意挖潜，如此中国的能源和资源就可以在目前基本保持不变的水平上支撑中国经济翻上好几番。
中国劳工多，是中国在全球分工中的一大优势，可是中国却不能高效地利用其劳力，从而大大抵消了这方面的优势。因此，同样是高速增长时期，1960年至1975年间，日本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1，07％；1980年至2000年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只有5 19％，按美元计年均增长2．59％。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对比充分表明，中国的高速增长靠的是人海战术，日本靠的却是劳动效率的提高。
除了靠人海战术，中国的增长还靠大量投资，可是投资质量又如何呢？都说日本坏帐严重，可是在从高速增长走向经济衰退的过程中，日本银行的坏帐率仅5％，而中国在2000年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高达28．78％，如将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计算在内，则不良贷款率近45％。显然，同日本相比，中国的投资效率与效益要猛回头。
R&D （研究和开发）经费支出占GDP 比重，是一组国际通用的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活动规模及科技投入强度的重要指标，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2000年，中国在这一指标上的支出为896亿元人民币，占GDP 的比重历史上第一次达到1个百分点。而同一指标，日本2000年是3 12，不仅远高于中国，也高于美国的2 65、以及德国的237、法国的2 17、英国的1 87，在全球又是雄居榜首。
事实上，1990以来日本R&D 经费支出占GDP 的比重一直是世界第一。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个国家在科技兴国方面具有坚韧不拨的决心，也无意中泄露出这个国家富强的秘密所在，那就是科技为本、科技领先。这一指标当然还显示出“小日本”并非一些中国人所想像的是一个目光短浅的民族，恰恰相反，日本民族是一个富于远见卓识的民族——只有富于远见卓识的民族，才舍得哪些花大本钱为自己的未来投资。
相比之下，中国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乃至一般的国民，都显得是那样的急功近利和让人失望。中国人更喜欢喊喊“科技兴国”的口号，或者在网上大骂日本人过过嘴瘾，却不愿意花时间去补习科学知识。
专利发明方面：1995年，中国申请专利数只全世界的1 45％，批准量占全世界的0 48％，日本申请专利数占全世界的13 48％，批准数占全世界的15 3％。韩国产业银行日前发表的调查结果显示，若以韩国为基准（100）予以换算，则中国为76 5、日本为110 5。
中国人还必须时时记住的一个数字就是：日本人中获诺贝尔奖的人数已达到12人，中国仍是0。一位伟人说得好：“中国应当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可是，做比说要难得多！
在企业层面，中国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销售收入比例通常不到1% ，而日本企业早已建立起完善的科技创新体系，企业的研发费用一般水平都在5- 10% 以上。
中国企业中研究型人才微乎其微，并不断向外企流失。而每万名劳动人口中，日本的研究人员数又是全球之最。2000年为109 3人，高于美国的73 8人、法国的60 3人、德国的59 6人以及英国的54 8人。
中国以进入世界500强为企业发展之可望不可即的目标。而日本1994年的时候，在世界500强中的企业家数与美国平分秋色、并抱揽全部第1、2、3、4名，前十名当中，一大半都是日本企业。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唱衰日本，可是2003年，日本企业12席，而且多是垄断型国有企业，最排前的是中石油，名列第69名。
你敢想像中国什么时候能够成为世界500强中家数最多的国家吗？你敢想像中国企业占据世界500强头席，并且包揽前四名的盛景呢？这样的日子也许有一天会到来。可是，我们的邻居，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做到了。任何一个诚实的中国人，一个立志全球的中国企业家，是否应对此表示一分敬意？！
经济再好，不能改善百姓的生活是白搭。我们再来比较一下百姓的生活水平。2003年，中国人均收入首次超过1000美元，接近1080美元；日本是33077美元，为中国的31倍。仅以人均GDP 作为收入计，中国只相当于日本1966年的水平。
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是反映生活水准的指标。2002年，日本的恩格尔系数是22 3％，而中国目前城市为37 1% ，农村为45 6% 。也就是说，中国人目前生活支出主要是忙乎吃，日本却将主要支出花在食物之外的其他方面，中国是生存消费，日本是发展消费。
然而，最可悲的莫过于，生活水平仅相当于日本“60年代”、消费支出只够吃喝的中国人往往在感觉中自己很富，并且经常会表现得大手大脚（如有人主张大操大办奥运会），而生活水平位居全球最高之列的日本人却经常在国际上哭穷，并且处处厉行节约，常常“小气”得惊人！谁比谁傻？谁是真傻？
住房：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为18平方米，日本是25平方米。国土面积极为狭小的日本是中国的1 4倍。
百姓生活不仅看人均收入，还要看收入差距。2000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 414，已达到国际警戒线水平，中国被公认为全世界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相反，又是很多人想不到的，日本虽然是资本主义国家，却是全世界上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0 285，可以堪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最公平的时期。
失业率指标：据我国国内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截止2003年6月底，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 2% ，失业人数为795万人，分别比去年底上升0 2% 和25万人。但这个数据遗漏太多，学者们估计，目前中国城镇失业率，包括登记失业、下岗职工和其他类型的失业，总计大约在8% 至10% （王梦奎，2003）。
中国的媒体经常报道日本这些年经济困难、失业率很高，似乎日本人都快活不下去了。其实，日本失业率最高时也不过5 5％。2003年，随着经济回升，平均失业率很快回落至5 3% 。
教育：中国人一向自认为最重视教育，并且一再强调“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中国的父母也的确是对孩子不惜一切，可是，由于国家教育经费的缺乏，由于普通教育制度的缺陷，今天的中国人中，成人识字率才81．5% ，文盲半文盲人数约占人口的15% 以上，离教育现代化的起限相差8．5%；大学毛入学率为5% ，离教育现代化起限30% 相差25% 。
相比之下，日本才不愧重视教育的美名。日本早已达到了100% 的小学教育和100% 的初中教育；大学毛入学率为40 3% ，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48% ；成人识字率近100％。
中日两国的教育相差多远呢？据估计，中国的初级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00年的水平，落后100年；中等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10年的水平，落后90年；高等教育大约相当于日本1920年的水平，落后80年。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的教育经费只相当于日本1920年左右的水平。
再来看与百姓智力开密切相关的信息化指标：2003年底，中国网民数已接近8000万，一个庞大的“E 国”诞生，但全中国上网普及率却很低，才6 2％。
日本的人口比中国少得多，但同一时期上网人数达到7730万人，普及率突破60％，几乎所有14—75岁的日本人都可以上网。
此外，日本的网络更加发达，宽带通信费用低速度快，宽带上网费占每个家庭收入的比例才0 8% ，被评为世界第一。而中国的网络速度慢，服务差，宽带网使用处于起步阶段，走在全国前列的深圳的住宅宽带普及才超过30% ，全国一般地方水平则相当低。
中国的个人电脑普及率为27％，移动电话普及率为30％；日本个人电脑普及率为36％，移动电话普及率69％。两者的差距亦是明显的。
也许有人说了，日本不过是强在经济和科技，强在物质而已，日本文明却没有什么可夸的。文明的题目是一个大题目，笔者不敢在这里进行比较，但可以通过一些中国人非常关心的社会性指标，来管中窥豹。
众所周知，从社会信用和国民素质看，日本人普遍被认为工作认真、讲求效率，守时、重信用、讲礼节；日本的企业亦以讲究信用、产品质量精良著称于世；在日本的大街小巷，你看不到垃圾，无论是走到拥挤的地铁，还是人头攒动的商场，地面都光洁如新，地铁的墙壁上也看不到乱写乱画的现象；日本人很少在公共场所抽烟和吃零食，更没有随地吐痰、随手扔垃圾的习惯；日本人遵守交通规则，无论是繁华的东京、大阪，还是古老的京都，大街上看不到一个交警，汽车、人流严格按红绿灯指示行动，一丝不苟。
反观“文明古国”的我国，情况如何呢？如果说，那是因为中国人的物质文明还不够，“仓禀实而知礼节”。中国人大概是世界上最强调“客观原因”的民族了。可是，我来问你，中国人如今的收入水平相当于1960年的日本，文明礼貌却远不及，也比不上人均收入水平相差好几倍的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更没有盛唐时期的风雅儒爱，真的是“仓禀实而知礼节”吗？
企业信用：前面已提到中国各商业银行的呆坏帐记录举世无双，这说明中国企业的信用记录是很差的。除此之外，企业拖欠亦是世上少有。据统计，2001年，我国国有企业相互拖欠货款已经超过1 6万亿元，造假经济的规模高达1270多亿元，国家为此每年损失税收250多亿元。 另据有关部门调查，2001年全国有283家名优企业的650多种产品被假冒产品侵权伪造，上半年全国工商管理系统共查处各类合同欺诈等违法犯罪案件5338起，比前年同期上升61% （候云春，2002）。这又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企业坑蒙拐骗正在严重侵蚀这个国家的市场经济。
近年来，又添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企业拖欠民工工资愈演愈炽。据全国总工会公布，目前中国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估计有1000亿元左右，其中建筑业占70％以上。有些地方，包工头欠民工的钱，建筑商欠包工头的钱，追到最后，发现竟然是地方政府欠建筑商的钱。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全国各地政府拖欠工程款占全部拖欠工程款的四分之一以上。
信用正在让中国年轻的市场经济付出代价。而中国的学者现在终于开始明白，信用问题的解决，光靠外部的法律监管、内部的企业治理结构都是不够的，还要靠人们心中的文化，乃至信仰。可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被破坏得差不多了，要构建文化资源，中国人不知从何入手。而日本却是利用传统文化资源来完成现代化转型的成功案例，日本人居然将武士对于主人的忠诚转变成了企业员工对于企业的忠诚，进而建立起全社会的工商信用。
离婚率：中国人无论想不到，2001年，“后现代化社会”的日本离婚率才0 23％，是亚洲各国中最低的。而传统上一向注重家庭的中国社会却每况愈下：1980年，中国的离婚率为4 75% 到1997年上升到13% ，上升了8 25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在过去20年中，离婚率增加了20倍，令全球侧目：中国人怎么啦？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包含两性之间神圣的关系。日益缺乏稳定的中国家庭生活，会给中国人带来什么？是更加不负责任，更加追求私欲还是更多的心灵自由、更多的个性解放？
腐败：你可以不喜欢日本，但你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日本还是世界上较为廉洁的国家之一。今年3月25日，著名的反腐败国际性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发布了《2004年全球反腐败年度报告》，对世界各地区腐败形势进行了评估。在133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的清廉指数得分为3 4分，与斯里兰卡和叙利亚并列第66位，日本却处于最清廉的前30个国家之列。
中国现在正从追求GDP 转向“科学发展观”。可是，中国已经付出了过多的代价。截止到2000年底，中国森林面积只剩下15 8亿公顷，森林覆盖率才16 55% ，仅相当于世界森林覆盖率的61．3％，全国人均森林面积0 128公顷，只相当于世界人均0 6公顷的21 3% 。而日本的国内森林覆盖率近64％，是世界上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那布满绿树、风光秀丽、诗意盎然、滋养了李白和杜甫的古国，如今已沦为中国人的了然残梦！日益被工业污染的大地、荒漠化占1／3以上的奄奄一息的国土，断流的黄河，黄河化的长江，以及春天刮过北京的漫漫沙尘，就像是中华大地母亲的叹息，又像是天地间最严厉的一声声警告。中国，已经禁不住折腾，已经不堪重负了。
与大地一同干涸的还有中国人的心灵。比荒漠更加荒漠的也是中国人的心灵。
日本人何以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依然让国土保持锦绣，何以不让GDP 蒙蔽了头脑，何以比中国人早走了半个世纪的科学发展观之路。中国人，是否应该放下“高贵”的身份，去认真地研究一下，学习一下？
中国的人均寿命是比较高的。2000年统计的男女平均寿命分别为6963岁和73 33岁。在中国人眼里，日本人是天底不劳动强度最大的国家，工作压力极大，可是，你想不到的是，日本却是世界最长寿的国家。2003年，日本女性的平均寿命为85 33岁，男性为78 33岁，均创下全球最高纪录。日本男女平均寿命已连续4年名列世界第一，而女性寿命从1985年以来一直名列第一。显然，中国人虽然强调“以人为本”，但没有日本人活得长寿。
日本是个什么国家呢？在许多人眼里，它似乎是一个野蛮的国家，一个从不知道认错的国家，一个生活压力大、国民不幸福的国家计数据的比较，我们却发现，日本是个经济先进、百姓富足、社会公平、吏治良好、教育优秀、家庭稳定、环境优美、预期寿命高，富于远见，并且对世界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国家。中国要达到和日本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在许多方面可能还需要几十年的努力，有些方面甚至可能需要上百年的努力。
日本，决非等闲之辈，决非那个“幻觉”中日薄西山的国家，而是一个在许多方面都出类拨萃，值得中国人认真借鉴和学习的国家。而中国，也并非“幻觉”中已经崛起并即将超过周边这个伟大邻居的国家。中国，只是一个刚刚恢复元气，有着远大前程，同时需要在各方面倍加努力的国家而已。
也许，在一些中国愤青朋友的眼里，从来不耻于与日本人为伍，更别提向日本人学习，日本人，不过是仇人而已。就算是这样罢，但千万请记住一句话：对于你的仇人，最好的报复是“比他活得更好”，而不是不计代价地让对方活得更糟。
而要做到生活得比人家好，光有满腔的热血和喊破了天的口号是不够的，更加需要的是辛勤的汗水、真正的智慧以及扎扎实实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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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是哪个国家的缩写
消费者物价指数（英文：Consumer Price Index，缩写CPI，亦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经济学上，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以百分比变化为表达形式。它是衡量通货膨胀的主要指标之一。一般定义超过3％为通货膨胀，超过5％就是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2007年，中国大陆CPI受食品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而一路走高，11月份的CPI同比上涨69％，创11年来新高，也因此使得CPI成为了当年热门话题。
另有：
贪污感知指数（英语：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或：清廉指数）是由透明国际自1995年起每年都发布「全球贪污年度报告」，公布世界各地企业界及民众对当地贪污情况观感，所整合出来的指数。要留意的是该指数并非指出某国的实际腐败情况, 而仅是人们对某国廉洁程度的个人认知。
新加坡政府是世界上最清廉的政务体系之一，新加坡政府很早就意识到低薪不足以养廉，贫困中官员要制止腐败是很困难的，“收入太低，他们就难以抑制诱惑而去贪污受贿。”。至1985年，新加坡总统年薪243万美元，总理年薪2284万美元，部长年薪172万美元，1989年以後新国的公务员工资达到世界各国的最高档。
反腐倡廉的社会调查记录
FIN是芬兰The Republic of Finland的缩写。
芬兰共和国（芬兰语：Suomen tasavalta，瑞典语：Republiken Finland），简称芬兰（芬兰语：Suomi，瑞典语：Finland），位于欧洲北部，北欧五国之一，与瑞典、挪威、俄罗斯接壤，南临芬兰湾，西濒波的尼亚湾。国土总面积338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100公里。
内陆水域面积占全国面积的10%，有岛屿约179万个，湖泊约188万个，有“千湖之国”之称。芬兰冬季严寒漫长，夏季温和短暂，全国1/3的土地在北极圈内。
区域位置
芬兰地处北纬60度到70度之间，面积为338145万平方公里，是欧洲第七大国。位于欧洲北部，北面与挪威接壤，西北与瑞典为邻，西临波的尼亚湾，东面是俄罗斯，西南濒波罗的海和芬兰湾。
自国家产生以来，腐败一直与人类相始终，有人形象地称之为“政治之癌”。在全球化的今天，它的存在对各国政府的正常运作构成严重的伤害，动摇着统治者的执政基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一方面面临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另一方面又面临着腐败的威胁。因此，重视和加强党的廉政建设，是党认真对待和必须解决的一项重大课题。要在实践中找到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总结出一些成功的经验加以推广运用，就能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提供有效保障，从而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
一、我国目前腐败问题的主要表现
每年大量腐败案件的侦破，一方面从正面说明了我国反腐败的力度在逐年增加，政府反腐败的政策和决心在强化；从另一方面来看，却也毫无保留的把当前我国政府官员的腐败程度暴露在民众面前。我国目前腐败问题主要表现在于：易发多发性、官员腐败级别高、贪腐数额大和“群蛀”现象严重以及有法不依等。
（一）易发多发性
当下中国，“无官不贪”的判断固然太过分，但贪污腐败发生的比例和数量确实很大。有关资料显示，全国检察系统每年查处腐败犯罪案件约三四万件，最高人民检察院提供的数据显示，2003年1月至2006年8月，中国检察机关共查处贪污贿赂犯罪67505人，平均每月有近1600名官员因腐败走进监狱。
（二）官员腐败级别高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一项统计显示，在2001年至2005年7月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152440件170087人中，查办厅局级干部820人，省部级干部29人。中纪委在近几年查处省部级高官腐败犯罪案件已达100多人，人们从媒体上就可以看到，近些年来，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田凤山、刘方仁、郑筱英、陈良宇、韩桂芝等一批高官先后落马。这些腐败官员在案发前，都是身居要职，甚至有的属于中央决策层人物，我国官员腐败级别之高，数量之众，是我国政府腐败的主要表现之一。
（三）贪腐数额大
在2001年至2005年7月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案件152440件170087人中，查办贪污贿赂大案78202件，占立案总数的513%，其中百万元以上案件5816件。另据中纪委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05年8月到2006年6月，全国共查处商业贿赂案件13376件，平均每天查处40多件腐败案，涉案金额约38亿元。陈良宇案中被挪用的社保基金数额高达32亿元，湖南省郴州市住房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贪污侵占住房基金仅用于豪赌的就达1亿多元。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动辄百万元以上甚至以亿计数，贪腐数额之大，令人乍舌。
（四）“群蛀”现象
近几年，一把手堕落导致整个班子坍塌的案件较为普遍。2005年轰动一时的马德卖官案就堪称典型。一名市委书记，上边有保护他的省部级高官，平行连接着其他“互为参照”的地厅级官员，下边是有样学样的县处级官员。进入这个圈子的，大家彼此心照不宣，个案变成惯例，甚至成为潜规则。湖南省郴州市住房管理中心主任李树彪贪污侵占住房基金仅用于豪赌的就达1亿多元，此案先后带出包括原市委书记在内的158人。2008年刚刚尘埃落定的陈良宇案，涉及50多名政商界大小官员，至少10余名省部级高官相继倒下，其中包括上台仅7个月之久的原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群体腐败现象可见一斑。
（五）有法不依
有人说，预防腐败的关键在于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得好，则腐败少，制度建设的不好，则腐败多。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制度建设最关键的不是在制度本身，而在于对制度的执行。就我国目前而言，中央及地方各级针对反腐败的制度制定得并不少，而腐败现象却愈演愈烈。深挖原因，就是因为对制度和措施的执行不力，贯彻变味。就某个单位的规章制度来看，也是如此，往往是制度制定了一大堆，但大都是束之高阁，执行得少。且违反者大都是制度的制定者——领导本身。久而久之，制度形同虚设，也就失去了它应有的威严和效力。因此，加大对制度的执行力度应是反腐的有效措施之一。
二、我国当前腐败的根源
我国当前腐败的特殊根源，在于中国当前特殊的历史时期──经济发展进程加快的时期。比较研究发现，某些国家中的腐败现象比另外一些国家的腐败现象普遍，某个国家处于变革转型时期的腐败现象比该国在其他时期的腐败现象更为普遍，也就是说，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的是那些处于经济加速发展阶段的国家或地区。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致力于经济建设的现代化过程中备受腐败现象的困扰。我国正处于经济加速期，也是受腐败现象困扰最严重的时期。究其成因，主要是经济、政治、历史文化与人们主观心理的矛盾冲突等几个方面：
（一）经济体制转型为腐败现象的蔓延提供了机会
国家经济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紧密交织在一起，政府仍会对大量稀缺资源实行行政管制，从而掌握大量潜在租金的分配权，为贿赂行为的产生提供了可能，租金越多，寻租阶层就越庞大，腐败现象必然越严重。显然，寻租阶层的出现和膨胀是我国当前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主要原因。同时，经济体制的转型总是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一些旧的、不合理的政策、法律法规以及低效的政府管理大量存在，它们影响或阻碍经济发展。损害经济实体的利益，迫使经济实体通过贿赂维护和实现经济利益。可见，创造合理、公认的经济秩序和规范，是防止贿赂行为产生的重要环节。
（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导致腐败滋生
总的来说，腐败的存在和蔓延与政治系统的调控机制紊乱和低效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国在加速经济发展过程中，腐败现象的蔓延，反映了我们国家政治系统调控机能与经济加速发展的不适应性，反映了政治系统不能有效地调节和处理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我国是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发展过来的，缺乏民主、法治的政治传统，我国的民主制度建设还很不健全，致使公职阶层仍高居于公民之上，国家权力事实上成为脱离人民不受制约的力量；国家权力法治化水平较低，权力设置、运行都过于倾向部门利益，致使执法者认为法律是“治别人”的工具，从来没有过法律也是制约自己执法行为的意识。经济的加速发展促使新的财富和权力阶层出现，但有限的合法政治参与途径限制了他们利益表达的机会，于是贿赂成为它们政治参与的手段；监督体制是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的重要保障，监督体制不健全，监督机关缺乏必要的权限和独立性，使腐败现象得不到及时遏制；同时，政治系统缺乏合理的利益机制，甚至不敢正视人们的正当利益追求，导致腐败的大面积蔓延。
（三）历史文化原因助长腐败泛滥
首先，传统的家族观念、对家族忠诚的思想由来已久。公职人员利用职权为家族谋取利益是那么普遍，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并不认为这种现象多么丑恶。其次，传统社会，送礼是一种礼节，是维系家族关系或其他人际关系的一种纽带，不存在利益交易。发展至今日，送礼习俗成为贿赂的漂亮外观。最后，我国是脱胎于封建社会的发展中国家，缺乏法制传统，无论是公职人员还是非公职人员，其法制观念都十分淡薄，要实现“有法必依”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
（四）主观心理失当滋生腐败欲望
经济加速发展过程中，公职人员的薪酬却难以迅速增加，导致公职人员经济地位下降及社会地位的下降。这样，一部分公职人员必然产生失落感，内心的道德信念发生动摇，对政府的忠诚和对政务的责任感削弱，抗腐化的免疫力逐渐降低。同时，经济的加速发展促进了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公职人员的购买能力却是有限的，消费心理的挫折感一方面动摇着公职人员对政府的忠诚，另一方面也激起公职人员改变自己经济地位的强烈欲望。在通过合法途径难以迅速解决的情况下，利用职权敲诈勒索、收受贿赂，走违法犯罪的道路成为一种捷径。
三、国外反腐经验与启示
（一）美国政府反腐败经验与启示
美国国土广大，人口众多，行政层级多，和中国相似，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美国政府反腐败的经验对于中国来说，借鉴意义最大。
美国政府的腐败现象可以追溯到建国早期，这一时期腐败的特点是大多发生于地方政府中，而且数量较少。然而在美国内战前这段时期里，腐败开始侵人到国家机构中。进入19世纪晚期，美国政府的腐败现象出现了一个高峰，其特点是数量多而且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现象严重。由于没有采取有效的反腐措施，使腐败在进入20世纪之后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不仅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在几届政府中多次出现，而且还表现出新的特点，即利用公共机构谋取或扩大权力，这集中表现为违法募集竞选资金和滥用行政权力两个方面。20世纪以来，在腐败现象日益严重的情形之下，美国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反腐措施，治理影响社会发展和稳定的腐败问题。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为有力打击腐败现象，美国国会先后通过了《联邦反贪污实践法》、《联邦选举法案》、《从政道德法》以及《涉外反行贿法案》等法规，使治理腐败做到有法可依。为加强与监督立法的实施，美国政府又先后建立了联邦选举委员会、独立检察官、监察长等专门、高效、公正、廉洁的反腐机构。腐败不是一个能够孤立解决的问题，为更好地治理腐败问题，美国政府在人事制度方面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如采取高薪养廉的政策，实行联邦高级官员的高度流动制度等。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使政府的决策程序置于公众监督之下，有效防止了腐败现象的发生。美国政府从立法、专门的反腐败机构到人事制度等几个方面采取反腐措施，强有力打击了各种腐败现象，使美国政府腐败的严重程度明显降低。实践证明，这些反腐措施确实起到了预防、监督、惩治腐败的作用，为美国社会、经济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良好的政治环境。
（二）新加坡政府反腐败经验与启示
新加坡被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评为2009年度廉洁国家排名中，仅次于新西兰和丹麦，排名第三。新加坡之所以拥有一个廉洁的政府，根本原因在于它对腐败一向采取严格立法、打击与预防并重、标本兼治、双管齐下的方针。为了保证公务员的廉洁，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套完整、具体、实用的政府公务员体制，包括《公务员法》《公务员行为准则》《公务员纪律条例》《防止贪污法》《没收非法所得法》等。除这些法规外，政府还制定了《公务员指导手册》，应聘的公务员人手一册。
第一，严格的选拔、录用和品德考核制度
每一个公务员在正式被录用前都要经历几道极严程序的选拔，从而保证了公务员队伍的高素质高水平高工作效率。被录用后的公务员要接受政府的品德考核，考核方法有两种，一是个人品德记录。政府每年发给工作人员一本日记本，以记录个人品德，工作人员必须随身携带日记本，并将自己的活动随时记下来。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在星期一上午上班时，将其日记本呈交主管官员检查、签名和发还。主管官员一旦发现其记录内容有问题，应及时主动将这项记录移送反贪污调查局进行审核查实。二是行为跟踪。反贪污调查局依法有权对所有公务员，尤其是新参加工作的公务员，进行行为跟踪，暗地调查他们的日常活动。反贪污调查局在进行行为跟踪时，注重证据的收集，可以采取秘密拍摄方式收集各种证据。发现某一公务员有违法行为，可写出调查报告交给被跟踪者的主管官员，以核实当事人日记是否属实，并做出相应处理。以上制度的建立，不仅保证了高素质的公务员能够源源不断地进入新加坡政府，而且对在职公务员的行为是否奉公守法发挥了有效的监督作用，使他们在任职期间很难利用职务之便贪赃枉法，腐化堕落。
第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权
反贪污调查局对政府机构和公共服务部门进行监督和调查，对一切涉嫌官员，不论其名声多大，地位多高，一概严惩，决不姑息。地位越高，处罚越重，不允许有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权。该局自设立以来，秉公执法，处理多起政府高级官员贪污受贿案件。原新加坡环境发展部政务部长(副部级)接受了印尼商人赠送的7张机票，携带家人旅游，被发现后不仅被撤职，还被判刑4年，1999年，新加坡法院判定前贸易发展局局长杨德胜犯了多项贪污罪，尽管杨曾对新加坡贸易发展有相当卓越的贡献，是新加坡五个超级公务员之一，但结果他仍被判处4年监禁，并且还得在半年时间内偿还过去5年来的贪污所得，这些事例足以说明，新加坡不仅纲纪严明，而且执法如山，对那些身居高位、功勋卓著的人，也决不网开一面，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没有特权，没有侥幸”的执法行为，树立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第三，多种严格的防贪反贪规则
一是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严格的申报家产制度，每一个官员被聘用之前，必须申报本人和配偶的财产情况，包括动产、不动、贵重首饰、银行存款、股票、证券等，以后每年七月一日，每个政府职员都必须填写一份个人财务表格，写明自己的财务状况，各部门常任秘书对每一份申报表都要详细审阅，了解是否有不法行为。如果发现财产来源与本人收入不相称，本人的解释不能令人信服，这部分“多余”的财产就可被当作贪污的证据受到指控。
二 是公务员不准收受礼品，只可接受没有商品价值的纪念品。如果有商品价值的礼品推辞不掉，收下后必须向常任秘书报告，并将所接受的礼品交给负责处理礼品的主管官员。主管官员定期拍卖这些礼品，接受礼品的人可以优先购买，拍卖所得上缴国库。如果因为退休而要接受下级所赠礼品，则必须申报礼品的价值、名称等，所受礼品价值不得超过50美元。此外，公务员不能接受宴请，如确有必要出席，需得到所在部门的批准。
三是政府官员不能依据手中权力来帮助任何人优先签订业务合同或阻止合同的签订，也不得在工作中以任何借口索要或变相索要“酬劳”。如果接受属下人员的款待活动，则必须报告款待的时间和地点，款待活动必须适度，不能超过款待者月工资的2%。
四是政府官员不许向下属人员借款，向亲友借款也不得超过本人3个月的工资总额，以免债务过多而产生贪污意图。另外还规定，政府官员借给别人钱时，不准附加利息或以自己的职务为名作交易。凡是陷入债务麻烦的官员必须受到纪律处分，甚至被开除。
五是政府官员不准购买与本单位有业务关系的公司股票，可买国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股票，但必须经过所在单位常任秘书批准。任何公务员直接、经他人或伙同他人为本人或任何其他人贪污性地索取或接受、同意接受任何报酬，去做或容忍做法律禁止的任何事情，应视为犯罪，可被判处一万元罚款或五年监禁，或既罚款又监禁。凡议员索取或接受任何报酬，作为对本人以议员资格采取任何行动的诱惑或酬金的，被视为犯罪。凡公共团体成员索取或接受任何报酬去做有违职责的任何事情的，亦被视为犯罪。上述人员可被处以一万元罚款或七年监禁，或既罚款又监禁。
第四，公积金制度
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完整的《中央公积金制度》，规定所有参加社会工作的人员包括政府公务员、企业职员、一般工人都必须参加公积金制度。主要内容是：职工每个月工资的20%扣交公积金，政府或企业也按该职工月薪的20%比例提供公积金，双方各交一半，(发生经济危机时比例适当调整)。这份公积金属于个人所有，但不得随意提取。按制度规定只能用于四项内容：购买政府组屋，医疗治病，为子女交学费，养老基金。养老金必须在退休后方可提取，政府和企业不再另发养老金，一个公务员工作时间越久，所得积蓄越多。据统计，高级公务员(司局级)到55岁退休时，公积金总额大约有80-90万新元，相当于人民币400-500万元。如果在职时廉洁奉公，没有贪污腐败和违法行为，退休后，全家生活富裕，安居乐业。新加坡法律规定，凡是有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者，就要给予严厉惩罚包括开除、坐监、全部撤销个人所得公积金。例如，内务部安全局一位警长向一名拘留犯的母亲收取5000新元“咖啡钱”事发后，不仅退还了5000贿金，还被判处30个月的监禁，罚5000新元，十几万新元的公积金被全部没收。这一制度使得公务员权力腐败的代价或风险太大，以至于绝大多数公务员决不敢冒大风险为贪小便宜而毁掉自己整个后半生。
第五，高薪养廉制度
为了使政府高级官员和公务员抵御贪污受贿的诱惑，同时为了吸引住人才，不使公务员因待遇过低而流失，必须提高他们的薪俸。在李光耀总理的倡议下，新加坡政府和国会大幅度提高了公务员的工资。新加坡公务员工资水平在1973、1979、1982和1989年连续四次上调，1989年上调以后的公务员工资达到世界各国的最高数。新加坡政府内第四级公务员(从事体力劳动的打字员、司机、杂役人员等)与一般产业工人相比，1985年的工资收入月平均约10800新元，是产业工人月平均工资约600新元的16倍强。除此以外，政府还给他们以较优厚的福利待遇，如退休金、假期、有限度的医疗照顾、免费在职培训、贷款等等。正如李光耀总理在1985年3月22日向议会解释提高内阁部长工资水平的理由时所言，支付给政府***最高的工资，是建立廉洁政府的保证，若他们收入太低，他们就难以抵制诱惑而去贪污受贿。
总的来说，新加坡政府严格的选拔、录用和品德考核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多种严格的防贪反贪规则，公积金制度和以棒养廉，定期培训等制度，对中国政府的廉政建设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香港政府反腐败经验与启示
国际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2008年度和2009年度公布的国际清廉指数(CPI)排名中，香港均名列第16位，为亚洲第二。历史上的香港，腐败现象发生率极高，为了建设廉洁政府，香港付出巨大努力。
第一，设立强大的反腐机构。
20世纪60、70年代，腐败近乎无孔不入。1973年4月底，爆发总警司葛柏贪污潜逃案，涉案金额超过他工作20年全部薪水的6倍之多，激起市民义愤。刚刚上任的港督麦里浩，为平息民愤，决心彻底查处此案。1974年2月13日，香港立法局通过《香港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即《廉政公署条例》)，成立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简称廉政公署 (ICAC)或廉署。设执行处、防止贪污处、社区关系处三个专职部门和一个行政总部。廉署的成立，标志着香港反贪独立机构的诞生，也标志着香港廉政建设迈入了新阶段。
廉署成立后，立即对葛柏案深入调查。1975年1月，葛柏终于被法院裁定两项受贿罪名成立，判4年监禁。此后，廉署又对公务员全面整顿，仅在1974年2月至1977年10月间，以贪污罪被判入狱的警官达260名，而当时全港警察人数不过2万。反贪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大大增强了市民对政府的信心，也确立了廉署在反腐工作中无可替代的地位。
自成立之日起，廉署的使命就确立为：“致力维护香港公平正义，安定繁荣，务必与全体市民齐心协力，坚定不移，以执法、教育、预防三管齐下，肃贪倡廉。”其目标是：“以有效方式调查和检控贪污，积极推行防贪措施以杜绝贪污机会，教育市民认识贪污的祸害及争取他们对肃贪倡廉工作的支持。”三管齐下的科学设置，使廉署始终保持高效率运行，并将廉洁社会的理念植入民心。前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认为：“香港之所以能以廉洁的公务员队伍和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称誉海外，廉政公署实在居功至伟。”
第二，建立完善的法制体系。
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反腐工作的保障。香港廉政建设成就斐然，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立法的完善。1897年12月加日香港政府制定《贿赂轻刑治罪条例》，首次将行贿与受贿作为同罪并罚，是个伟大创举。1948年颁布了《防止贪污条例》，并设立反贪污科专门负责肃贪。然而，在严重腐败的警务处管辖之下反贪，只是徒有虚名。甚至于“贿赂反贪污部门的代价比原来贿赂政府某雇员的代价还要高”，一位议员在其自传中描述到。针对反腐败法律依据的不足，又于1971年5月颁布《防止贿赂条例》，制订了更具体的规定。
1974年在筹备廉政公署时期，香港政府总结了以往反腐工作的得与失，得出结论：反腐机构必须保持独立，否则，就会“只打老鼠不打老虎”。因此专门颁布《廉政公署条例》，赋予廉署广泛权力。例如：在逮捕贪污嫌疑犯前，廉署官员有权不先行通知就展开搜查和取证；还有扣留嫌疑犯旅行证件的权力，可有效阻止携款逃匿行为。这些权力对于交通发达、人口流动量大的香港来说，尤为必要。在众多港产影视中，常能看到罪犯作案之后轻松“跑路”(出逃)，如同儿戏。在现实工作中，如不能在第一时间抓捕罪犯，损失就无以估量。
第三，广泛的市民教育与社会监督。
英国著名历史学教授阿克顿勋爵作过精辟的论断：“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任何权力都需要监督与制约，如果缺乏必要的制衡和分权，最终只能导致腐败。法律规定，廉政公署官员向行政长官负责并接受其监督；行政长官接受立法会监督和质询；立法会决定是否授予或撤消廉署权力。还特别设立了4个咨询委员会，即贪污问题委员会、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和社会关系咨询委员会，全面监督廉署的运行过程。
香港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传媒活跃，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权力，对监督政府和官员功不可没，被誉为促进社会良好运转的“推进器”。政府也通过媒体，广泛开展反贪污腐败的宣传和教育，为遏止腐败、树立廉洁风尚发挥巨大作用。
香港廉政建设有今日的成就，决非一时之功，而是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得来的。不仅得益于完善的廉政法律体系和制度设置，更重要的是将廉洁、公正的观念植根于群众心中。这正是香港成功的秘诀。
三是运用高新技术手段可以建立有效的舆论监督机制。舆论监督是社会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社会权力制衡和防治腐败的重要手段。舆论监督能将黑暗肮脏的交易曝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成为千夫所指的丑闻，能够迅速将人民群众的情感和呼声高度聚焦在腐败的国家公职人员及其案件_匕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引起政府的高度关注，迫使纪检和司法机关秉公办事，依法惩处腐败行为，警示其它国家公职人员不要以身试法。信息技术在这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可以建立网络媒体对事件的快速反映机制，把信息触角进一步向社会、向基层、向群众延伸，进一步拓展舆论信息来源，形成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舆论信息网络，从而在防治腐败工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孙志刚案促使延续了几十年的收容条例废止，韩桂芝案浮出水面都充分说明了信息技术在防治腐败领域的强大威力。
防止腐败建设廉政体系，不仅是实践问题，而且也是理论问题，理论不清，实践活动必然遭遇困惑和尴尬。开展反腐败斗争，最理想的莫过于将腐败现象一扫而光，但由于腐败是权力的派生物，只要有权力和腐败温床的存在，那么，不管如何竭尽全力严厉打击，腐败行为都不会全部消失。因此，建立科学的廉政体系只能极力遏制腐败行为的发生而无法根除。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腐败行为发生的时空具有变异性，因此，在现阶段，当我们找到了腐败问题的表现及发生的原因时，眼光和精力还不能完全停留此时此刻此地，还必须将相当的精力放到预测腐败发生的新时空上。这就要求我们要有新的视角、新的思路、新的方法，以及全社会的协同合作，进一步完善廉政建设的策略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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