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理财陆铭先生是哪里人士？广西南宁六景人士交大教授陆铭：通过减少人口来治理城市病是得不偿失的中国区域经济未来如何兼顾增长和平衡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节选自 中信出版社
《 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 》
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布局。长期以来，经济增长和区域平衡发展两者之间一直被认为是存在矛盾的。社会各界普遍认为，经济的过度集聚是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原因。同时，东部地区大城市的人口迅速膨胀，拥堵、污染和各种公共服务资源紧张问题愈演愈烈，人们也普遍将这些问题归结为“人太多”。
所以，近十几年来，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区域平衡战略层出不穷，通过各种行政手段，加大对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经济资源投入，包括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和财政转移支付，扶持这些地区建立开发区和工业园，吸引投资来促进增长。同时，政策对东部地区特别是超大城市实行土地供应收紧和严格的落户标准，来限制超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以求治愈“城市病”。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按照党的十九大部署，我国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实现这样的奋斗目标，我国面临着许多迥异于以往的问题和挑战，我国自身的经验、国际上的经验，似乎都难以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直接的借鉴。为此，需要深入分析今后发展的潜力、面临的环境和条件，围绕现代化新征程中的新挑战、新问题，寻找可行的解决之道。
中央有关决策部门委托中国经济50人论坛开展了一项关于“十四五”和到2035年我国经济社会重点领域改革的研究，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领衔成立专家课题组进行专题研究，最终形成了《读懂“十四五”：新发展格局下的改革议程》一书。在书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城市治理研究院研究员陆铭给出了中国区域经济未来如何兼顾增长和平衡的政策建议。
“中国式收敛”的思考
为平衡区域发展，实现所谓的“收敛”，中国在2003 年后对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大量资源倾斜，包括土地供应和转移支付，通过产业转移带动欠发达地区的发展。中国的例子似乎完美印证了发展经济学中通过产业转移实现“收敛”的发展模式。但本文强调对理论的应用一定要注意它的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
中国2003 年之后出现的“收敛”现象，不仅没有基于人口的自由流动，为实现“收敛”所进行的产业转移也并不是资本追求更高回报的结果。
中国的人口集聚落后于经济和产业的集聚，本应该通过人口的自由流动，提高人口的集聚程度，实现地区的均衡发展，但社会各界没有理解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往往把经济在少数地区的集聚误解为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
全球普遍存在的集聚效应被污名化为“虹吸效应”，造成了社会各界普遍反感产业向少数地区集中。于是，长期以来，在政策上对于发达地区采取抑制措施（比如收紧建设用地指标），试图“倒逼”企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同时，用行政力量推动产业转移。
一方面，转移到中西部地区的产业，尽管有少数符合了内地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比如一些不依赖于海运贸易的制造业，但大量产业并没有真正起到促进地区间平衡增长的效果。
相反，有些欠发达地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吸引污染型的产业来实现短期的GDP 增长。更多的中西部地区利用政策优惠，投资兴建了大量的工业园和新城，短期内成为西部的增长明星。
我们的研究显示，在中西部保留了大量的经济开发区和新城，这些政策虽然从短期看可以在经济总量上给欠发达地区带来一定程度的增长，但是，由于缺乏集聚效应，相应的政策伴随着低效率的发展。
新城大量建设在人口流出地，也已经出现了总量过剩和规划超标，还伴随着严重的地方债务。原本说“发展是硬道理”，但在人口流出地进行大量的无效投资，却造成了“硬发展是没道理”的局面。
另一方面，对于发达地区的抑制措施，比如建设用地指标的收紧，导致东部沿海特别是大城市房价的迅速攀升。房价的上涨推高了工资水平，首先，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赶不上工资上涨的速度，从而影响企业的竞争力；
其次，工资过快上涨带来的是劳动力成本的攀升，相比之下，资本的价格因为利率长期被压低而处于低位，所以企业被迫以资本投入代替劳动力投入，致使中国出现了过早的产业升级。过度使用资本，还造成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从而抑制居民的消费水平，抑制服务业的发展。
此外，钟粤俊等人的研究显示，人口密度能够显著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但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自由流动和集聚，中国的行政力量将人口导向人口密度低的农村和小城市，这严重阻碍了服务业的发展和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所以，“中国式收敛”是需要十分警惕的。国家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各类补贴和支持，要从整个国家的竞争力角度来考虑，如果资源配置出现低效率，那么对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是不利的。
如何兼顾区域经济的增长与平衡
201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2020 年，从国家到地方都在启动“十四五”规划，迎接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如何发展需要认真的思考，当前的资源空间错配与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有关，如果相关的结构性、体制性问题能够得以解决，将为未来更高质量的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2019 年8 月26 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要保障民生底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发展中营造平衡”。
在上述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指导下，根据国际发展经验，再加上中国自己过去所做的尝试，面向未来的空间发展规划，本文进一步提出以下几点发展建议。
第一，要加快实施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战略，特别是要重启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 在城市群发展进程中，根据规模和功能定位差异，围绕中心城市建设半径30~80 公里不等的都市圈，以轨道交通连接起都市圈内的中心城市和周边中小城市，强化其增长极作用。
要高度重视长江经济带（特别是中下游）黄金水道沿线地区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制造业体系中的竞争力，因为这一地区的内河航运和海运条件具有全球竞争力。
第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 城乡间和地区间更为自由的人口流动，可对冲人口红利总量下降的负面影响，有利于提高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缓解城市（特别是发达地区的大城市）的劳动力短缺。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服务业占比将持续提高，可以创造大量就业，特别是有利于低技能劳动力充分就业和缓解贫困。建议在“十四五”期间重点推进城区人口500 万以上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加快长期稳定居住和就业人群的落户进程。
第三，加强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投资。 为步入高收入国家做准备，建议尽快推行12年义务教育，其重点对象是农村户籍儿童。建议加强在人口流入地的教育均等化，促进留守儿童和进城随迁子女在城市获得更优质的教育，既有利于流动人口家庭团聚，又有利于人力资源大国建设。
特别是在超大城市，人口老龄化和产业集聚带来大量劳动力需求，而面向外来人口子女的教育资源又严重不足。
对此，建议通过、市场和社会三方协同，增加教育投入。随着12年义务教育的普及，人口流入地，特别是在特大和超大城市，将面临大量新增的高中阶段教育需求，对此趋势应早做准备。
第四，增强土地和住房管理的灵活性。 土地和住房供应要与人口流动方向相一致，真正做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建议在人口持续增长和房价高企的城市增加建设用地供应，加强低效利用的工业和商服用地向住宅用地灵活转换，建设更多商品房和公租房，适度放松容积率管制，并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提高对城中村等低成本居住形态的包容度。
在人口流出地区做减量规划，公共服务适度地向中心城区集中。对已经进行的投资要做科学的评估。要高度重视上一轮投资中形成的工业园、新城、基础设施等不动产所带来的地方金融和财政风险。对于缺乏回报且不可持续的项目应及时终止。
进一步修改完善土地管理法律法规，使人口流出地闲置的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复耕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跨地区交易和再配置，提高农民在指标异地交易中的收益。
第五，在人口流入地优化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给。 在城市出现的拥挤和污染等问题，主要不是由城市的人口数量导致的。特别是在拥堵方面，城市的外来人口大量在工作地附近租房，对于拥堵产生的影响不大，通过控制城市外来人口数量来治理拥堵效果有限。
要看到，人口集聚背后是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减少人口集聚来治理城市病是得不偿失的，不如从供给侧加大改革力度，在人口持续流入的大城市和都市圈，优化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数量、质量、结构和布局。相关投资既可直接拉动经济增长，又可拥有可持续的回报，还可以缓解城市病，减少外来人口市民化的压力，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生活宜居和社会和谐三个目标的共赢。
第六，在欠发达地区要实行有区分的、基于各自比较优势的发展政策。 对于在都市圈或者核心大城市周围的地区，可以进一步集聚制造业和服务业。
其中，将有两种可持续的产业类型：一是服务于本地需求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二是服务于外需但是出口不依赖于海运的制造业。
在另外一些地区发展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产业，但是这些产业由于创造GDP 的总量受到资源限制，应该通过引导人口流出来提高人均资源占有量和人均收入水平。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要与所对应的产业比较优势相关联。
对于比较优势在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产业的地区，要相应地提供与产业竞争力相吻合的基础设施。要建设有利于将产品运出来、将游客运进去的基础设施。
建议对于中西部地区已经大面积铺开的高铁项目进行投资回报评估，考虑在中西部地区以更多的机场建设取代过量的高铁项目，因为机场更加适合人口密度低且地形复杂的地区。
对于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要更多强调“有效性”，要从投资于不动产转向投资于人。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园、新城、基础设施总体上已经过剩，未来应转而投资于教育和医疗等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事业，改善生活质量，提升人口素质，为更长期的发展打下基础。
第七，行政和财税体制要向着促进一体化和区域分工协调发展的方向改革。 对于地方官员的考核和评估，要淡化直至取消GDP 总量的指标。
特别是对于人口流出地，更是要减少对于GDP总量增长的激励，以免人口流出地仍然做总量的增量规划，以及地方之间在招商引资方面的恶性竞争，防止不同地区在产业选择上的雷同化发展。
在淡化相对劣势地区的GDP 总量目标的同时，国家向欠发达地区进行有效的转移支付，促进不同地区生活质量的均等化。城市群内部要在一体化进程中，形成不同城市之间更有效的共同发展和财税分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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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专访」陆铭：长三角一体化将从集聚走向平衡
7月2日，上海市市长应勇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透露，由国家发改委牵头，会同国家有关部委和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拟定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已正式审议通过并印发，这意味着长三角一体化进程即将进入实质性的推进阶段。
面对前所未有的城市和区域大变局，界面新闻专访了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大国大城》作者陆铭，深度探讨长三角一体化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蓝图。
陆铭在专访中指出，长期以来我国城市间的关系是竞争大于合作，长三角一体化整体规划的提出，意味着未来城市间将更加强调分工协作。他认为，未来长三角一体化将是一个“从集聚走向平衡”的过程，特别是要通过建设上海都市圈这一“抓手”，打破行政管辖边界的局限，使得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在交通和公共服务等方面协调发展，为整个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进程起到“破题”的作用。
以下是界面新闻对陆铭的专访实录：
界面新闻：您在《大国大城》一书中提到一个重要的区域经济概念，就是“从聚集走向平衡”。具体到长三角，我们要如何实现“从聚集走向平衡”？
陆铭： “从集聚走向平衡”是指，一方面，在人口和产业进一步向核心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集聚的过程中，实现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从而提高市场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借助于人口在城市间的流动，实现城市之间人均GDP、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的均等化。
在这方面，珠三角的城市之间做的比较好，的确出现了GDP和人口向着广州和深圳进行集中的趋势，同时，城市间的人均GDP出现了差距缩小的趋势。
相比较之下，长三角地区略有不同。近年来上海GDP在长三角城市群中所占的份额有所下降，也就是说，长三角的经济资源没有向中心城市集中。这个现象可能跟两个因素有关。第一，长三角地区包含几个省级单位，不同省级单位行政管辖边界造成的壁垒阻碍了经济资源向核心大城市集中。第二，长期以来，上海内部在控制城市建设用地和人口总规模，对一些所谓的低端产业采取清理的政策，这些都不利于产业集聚。同时又分别抬高了土地和劳动力成本，这对于上海发挥中心城市的集聚功能也是不利的。
另一方面，尽管上海GDP在长三角的份额有所下降，但人口仍然在向上海集中。这是因为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人总是向收入更高、就业机会更多的地方集中。这样一来，长三角城市之间人均GDP差距也出现了缩小的趋势。
简单归纳一下，长三角与珠三角的不同在于，城市和城市之间人均GDP收敛的趋势，没有伴随着经济资源向中心城市的集中。也就是说，这种收敛是以效率低下为代价的。
界面新闻：在您看来，未来长三角的城市之间应该如何分工，实现效率最大化？
陆铭： 在中国的传统体制之下，每一个地方都最大化自己本地的GDP增长和招商引资，使出浑身解数，相互给出竞争性的优惠条件，城市之间就出现了相互竞争的关系。但结果却是导致地方之间产业同构，分工不明确。
如果是在良性的市场经济体制之下，城市和城市之间应该是有明确分工的，一个企业或产业在哪个城市发展，都是由这个城市的比较优势来决定的。在长三角地区，决定各个城市比较优势的因素主要是以下两点。
第一，城市规模。城市越大，规模经济效应就越大，相应地，在现代服务业上的比较优势也较强。第二，到上海的距离。上海是长江入海口和天然的深水港，在国际贸易里具有比较强的竞争优势。距离上海比较近的地方，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同时还能获得上海在金融、贸易等等服务业方面的配套服务。
明白了上述道理，就可以知道，在上海、南京、杭州这几个长三角的核心大城市，主导产业是现代服务业，周边的其他中小城市，或发展制造业与核心城市相配套，或承担一部分核心大城市在居住、休闲、文化、 旅游 等方面的功能。这样就形成了城市和城市之间比较有序的分工体系。
界面新闻：在当前的产业定位上，长三角城市间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较高，尤其是上海、苏州、杭州、南京、宁波、合肥六大城市，主导产业基本都是电子信息、 汽车 、能源化工。从这个层面来说，产业同构问题可能会削弱城市间的横向联系。您认为该如何实现产业协同合作？
陆铭： 长三角各个城市之间确实有产业同构的现象，这是因为在中国既有体制下，每一个城市都在最大化本地GDP增长和税收收入。如果按照市场规律来办事，那每一个城市该发展什么样的产业，主要是由产业回报和相应的成本之间的比较来决定的。与此同时，要减少在招商引资中的干预，服务于企业的发展需要，着眼于提供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样，产业有可能进一步向几个核心大城市集中，城市和城市之间的分工有可能更加明确。
那么要做什么呢？第一，是做好基础设施联通；第二，是更好地为企业和相应就业人员提供服务。另外，当产业进一步向核心大城市集中的时候，要形成一些财政收入转移机制，从大城市转移向人口流出的中小城市，这样才能实现城市之间的分工和共赢。如果没有相应的税收转移机制，那么中小城市可能就不愿意加入到一体化的进程中来。
界面新闻：我们在讨论城市发展的时候有一个词叫“虹吸效应”。您上面也提到，中小城市可能会因为担心人口和要素流失，不愿意加入到一体化的进程中来。除了税收转移机制，小城市和乡镇在一体化的浪潮中应该如何立足？
陆铭： 其实，在全世界范围来看，人口和GDP向中心城市集中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这是由经济发展产生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所导致的。特别是当经济进入到后工业化阶段的时候，核心大城市在发展现代服务业上具有更强的规模经济效应，所以即便是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已经完成之后，人口和GDP仍然在向核心大城市集中。与此同时，在发达国家内部，由于人口能自由流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生活质量差距也在缩小，城市之间的分工更加明确。
因此，对“虹吸效应”的担心，其实是对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理解所导致的。同时，地方在既有体制之下，要最大化本地的GDP增长和税收收入，这样的行为又强化了对“虹吸效应”的担心。
在人们传统观念当中，始终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就是认为集聚和平衡发展是矛盾的，这里就有一个如何认识平衡发展的问题。如果把平衡发展理解为经济资源的均匀分布，那么当然跟集聚效应是矛盾的。但是，我反复强调，真正重要的是地区、城市之间实际人均GDP和生活质量的平衡。根据市场经济的规律和发达国家的经验，经济资源向少数地区集中和城市之间实际人均GDP以及生活质量差距缩小是可以同步实现的，遗憾的是，我们的传统体制和人们的错误思维阻碍了这个兼具效率与公平的结果的出现。
界面新闻：在长三角城市群中，有不少小规模的经济群存在，比如“苏锡常”，“杭嘉湖”等。您认为这些已经自成一体的小规模城市群和长三角一体化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发展关系？
陆铭： 的确，在长三角存在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那就是上海与周边城市的一体化进程受到了省级行政管辖边界的阻碍。这种阻碍以前甚至会影响到上海与周边城市之间基础设施的联通性。现在上海正在打通与周边其他城市之间的断头路，就是要增强基础设施连通性。但是，即便基础设施的连通性增强了，上海与周边其他地区在 社会 保障、公共服务和制度等各个方面仍然存在着非一体化现象。
同时，中国城市的发展规划是根据行政管辖边界范围来制定的，因此，上海的发展规划着眼于上海行政管辖边界范围之内。过去几年，很多人认为上海的规模已经太大了，从而产生了控制人口和控制城市建设用地供应的政策导向。但是，如果着眼于都市圈范围来看的话，那么以上海为中心，半径大约在50到70公里的都市圈范围之内，人口并不算多，建设用地供应的空间也仍然存在。
所以，如果长三角一体化着眼于上海都市圈来发展，那么上海和周边其他中小城市之间的一体化进程就可以加强，可以改变仅仅基于行政管辖范围对人口、土地、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进行规划的传统做法。我认为，只有走这样一条路，也就是通过建设上海都市圈这样一个“抓手”，来有效推进上海与周边其他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才能为整个长三角城市群的一体化进程起到“破题”的作用。
界面新闻：人口老龄化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数据显示，沪苏浙皖户籍人口中老龄人口比例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上海是全国主要城市中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在破解老龄化难题方面，您认为，长三角应该给全国带来什么样的示范效应？
陆铭： 关于老龄化问题，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在中国的城市统计里，老龄化是按照户籍人口来统计的。但实际上，中国户籍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地区通常也是人口流入地。如果在常住人口这个统计口径下，上海、广东等地方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就没有那么高。以劳动年龄人口这个统计指标为例，在上海有超过一半的劳动年龄人口是非本地户籍劳动力。换句话来讲，这部分劳动力在上海劳动就业，缴纳 社会 保障，成为支撑上海养老体系的重要力量。
长三角其他经济较发达城市的情况和上海差不多。既然这样，我们就必须明确一个道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一个人在哪缴纳 社会 保障，就应该在哪获得平等对待的公共服务。目前这种，在大城市就业并缴纳 社会 保障的这部分劳动力，仅仅因为没有本地户籍，就不能享受平等公共服务的现状，是亟需改变的。
在未来，或者需要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加快非本地户籍转化为本地市民的过程，或者将与户籍身份挂钩的公共服务权利逐渐覆盖到非户籍人口，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方面问题。第一，通过外来劳动力源源不断地流入，来解决本地户籍人口的老龄化；同时，让外来劳动力（在对所在地做出贡献的情况下）平等享受公共服务，更好地融入当地 社会 。
大城市必须要明白其中的道理，不能仅仅从短视的角度认为，上述改革方向不利于自己的福利。应该看到，这样的 社会 发展趋势是 社会 大势，对于人口流入地和外来人口是双赢的。
界面新闻：放眼世界各大城市群，不难发现，除了经济活力外，各自还有一提起核心城市就能联想到的文化特色，比如纽约的 时尚 ，伦敦的戏剧，东京的动漫。那么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要如何提升文化软实力？
陆铭： 我认为上海在文化建设方面，与自己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相比，的确相对滞后，和国际上其他大城市相比，文化多元性也稍显不足。作为全球大都市，上海既要坚持自己本土的文化，也要欢迎来自全世界和中国其他地方的各类人才。我认为未来上海的文化将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上海本土的文化。上海本土的语言和相应的一些传统文化是非常宝贵的文化资源，长期以来，上海也是中国的文化、出版、传媒和 时尚 中心，这些是值得坚持的。第二，上海还大量吸纳了来自中国各个地方的外来人口，因此，上海应该成为一个发扬光大中华文化的地方。从前，上海曾经是全中国最重要的京剧演绎中心之一，越剧和电影的繁荣也是以上海为中心的，这就是一个移民城市非常鲜明的特点。第三，上海还汇聚了来自全球各地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人口。因此，上海应该以全球化、包容和开放的心态，拥抱各种各样的多元文化和价值。上海应该思考如何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空间，允许多元文化的存在。
另外，借着这样的机会，我还想提出一点问题供读者思考，那就是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金字塔式的人才结构。大量年轻的、不知名的文化从业人员，在世界各地收入都不高，但是，这些广大的文艺从业人员恰恰是孕育多元文化产业和世界级明星人才的基础，世界各大城市都存在着一些相应的文化空间和居住空间，能够容纳这些文化人才。当前，上海因为生活成本非常高，一些非正式的住房空间不断被挤压，同时，户籍制度又比较有利于所谓的高技能人才。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对于文化产业底层从业人员实际上是不太友好的，这种状况值得政策制定者思考。一个包容的文化环境不只是允许他们存在，还要为他们的存在创造可能的制度环境。
界面新闻：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比，您认为他们的优劣势各在哪里？
陆铭： 长三角最大的优势来自于长江。长江下游的水运能力非常强，可以允许五万吨级的巨轮直接通到南京港，这意味着南京以东的下游沿岸港口基本上都可以和海港相媲美。这就使得长江下游地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长三角地带成为江海联运地区，这在全世界都很罕见。与此同时，上海作为核心城市，人口众多，所集聚的各种资源，从人口数量、高等学校到医疗等公共服务质量，在中国都是领先的，对于整个长三角地区的发展都非常有利。但是，长三角地区跨越多个省级行政单位，当前一体化进程的确遇到了省级行政单位的阻碍。
相比之下，粤港澳地区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较高。广东境内的城市由于处于同一个省级行政单位，一体化进程推进较为顺利。同时，广东和香港、澳门之间的产业互补性也比较强。香港的国际化水平，香港在高等教育领域的领先地位在短期之内无可撼动，对于粤港澳地区的发展非常重要；深圳的 科技 创新能力非常强，在未来完全可能成为中国的硅谷。不过，粤港澳地区存在着三个海关、三种货币体系，这可能会给粤港澳地区的一体化进程造成一定的障碍。另外，除了香港，广东境内的高校整体实力与长三角地区有一定的差距。
因此，长三角和粤港澳地区各有优势和劣势，希望这两个地区能够各自解决自己的劣势，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