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lmar比率是什么意思

calmar比率是什么意思

Calmar比率(Calmar Ratio) 描述的是收益和最大回撤之间的关系。计算方式为年化收益率与历史最大回撤之间的比率。Calmar比率数值越大，基金的业绩表现越好。反之，基金的业绩表现越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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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mar比率表示基金的收益率与基金阶段最大回撤的比率，也可以成为单位回撤收益率。 其实计算公式十分简单，就是两个数字一除。假如基金在统计区间比如一年净值涨幅15%，从最高点到最低点的回撤俗称最大回撤为20%，那么他的Calmar比率为075。 笔者研究股票型基金多年，发现这个比率十分的重要，十分体现基金经理的投资能力和配置水平，如果你追求长期基金理财收益，在选择股票型基金的时候，要高度重视这一指标。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拿两个基金来做以下比较。

1、易方达稳健收益，易方达明星基金经理胡剑的精心作品，从2012年开始管理，业绩年化1107%，最大回撤636%，Calmar比率174，很完美的数据。

2、上投摩根新兴动力，明星基金经理杜猛管理的一只股票型基金，年化收益率13%，但是回撤巨大，但是回撤巨大，最大回撤54%，Calmar比率只有比率只有025。

这个例子基本告诉我们，Calmar比率能够把很多收益率上掩饰但对基金投资很关键的问题，展示给我们，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在震荡市的结构性行情中，“基金赚钱基民却亏钱”的例子并不少见。招商基金相关投研人士对记者指出，投资者选择基金时往往难以抗拒高收益诱惑，而忽略了基金高波动和回撤时的煎熬。投资者应通过衡量回撤的有效指标，根据自身的风险偏好进行基金选择。该投研人士指出，近年来逐渐流行的Calmar比率描述的就是收益和最大回撤之间的关系，收益越高回撤越小，则数值越大，基金的业绩表现越好。

Calmar比率衡量的是一项资产过去三年的回报率回撤幅度，这就是为什么Calmar比率也被称为回撤比率的原因，比率越高说明该资产在某一投资期间内的回报表现越好。Calmar比率与Sortino比率一样衡量的都是资产价格的下行风险，但与Sortino比率不同的是，Sortino比率衡量价格下行风险用的是资产价格的下行波动率，而Calmar比率用的是资产价格的最大回撤幅度。

基金5年收益分别是3%,2%,-3%,4%,3%，市场无风险收益率是3%，求下行风险标准差？谁帮我

正卷类同基金,如下基金的资料可供你参考:

基金以往的风险有多高？这是在购买基金之前必须了解的问题之一。以下将介绍衡量基金风险最常见的两种工具–标准差和β系数。

● 标准差

标准差是指过去一段时期内，基金每个月的收益率相对于平均月收益率的偏差幅度的大小。基金的每月收益波动越大，那么它的标准差也越大。例如，基金A在过去36个月内每月的收益率都是1％，那么其标准差为0。基金B的月收益率是不断变化的，一个月是5％，下一个月是25％，再下一个月是－7％，那么基金B的标准差则大于基金A的标准差。而基金C每个月都亏损1％，其标准差也同样是为0。

实际上，标准差所量化的对象是投资组合收益的波动，而不是投资组合中的风险，因为标准差并没有体现基金的下行风险，即亏损的可能性。正如上例，尽管基金B的标准差较大，但其风险并不一定比基金C的风险大。换而言之，标准差大的基金可能没有下行风险，而仅仅是收益波动很大。因此，我们最好将标准差视为衡量收益波动的手段。

应当将基金的标准差与同类型基金或者业绩评价基准的标准差进行比较。因为单看标准差本身的绝对数字并不能直观地显示其含义。例如，7％的标准差比5％高，但这个数值对于某只基金来说，是高还是低呢？

● β系数

β系数衡量基金收益相对于业绩评价基准收益的总体波动性，是一个相对指标。β系数越高，意味着基金相对于业绩评价基准的波动性越大。β系数大于1，则基金的波动性大于业绩评价基准的波动性。反之亦然。

如果β系数为1，则市场上涨10％，基金上涨10％；市场下滑10％，基金相应下滑10％。如果β系数为11,市场上涨10％时，基金上涨11%,；市场下滑10％时，基金下滑11%。如果β系数为09,市场上涨10％时，基金上涨9%；市场下滑10％时，基金下滑9%。

值得注意的是，β系数能否有效衡量风险，很大程度受基金与业绩评价基准相关性的影响。如果将基金与一个不大相关的业绩评价基准进行比较，计算出来的β系数就没有意义。所以考察β系数时，应当同时考察另一个指标–R平方。

R平方为1，则基金与业绩评价基准是完全相关的。R平方为0，意味着两者是不相关的。R平方越低，β系数作为基金波动性指标的可靠性越低。R平方越接近1，β系数则越能体现基金的波动性。在晨星的基金评价体系中，同时列示了β系数和R平方。

用统计工具作为风险衡量指标，是一种较好的考察基金风险的的手段，但投资者应当记住，不能仅仅根据一个风险衡量指标来做决策。低的风险衡量指标并不能保证投资的百分之百安全，因为没有任何指标能完全准确地预测基金未来的风险。

标准差即波动幅度，越大，代表收益率变动越高，风险越大，贝塔系数值越大，收益变化幅度相对大盘越大，越小相对大盘变化越小，如果是负值则显示基金与大盘变动方向相反

考察基金业绩应当不仅考虑收益，还应考察为获取收益而承担的风险。前面我们介绍了如何衡量基金以往的风险，那么如何用风险对基金收益进行调整呢？α系数和夏普指数是两种常用工具。量化指标有些枯燥，不妨从了解计算方法和优缺点开始。

α系数是基金的实际收益和按照β系数计算的期望收益之间的差额。其计算方法如下：超额收益是基金的收益减去无风险投资收益（在美国为90天国债收益率）；期望收益是β系数和市场收益的乘积，反映基金由于市场整体变动而获得的收益；超额收益和期望收益的差额即α系数。例如，A基金相对某个指数的β系数为11,该指数收益为30％，90天国债收益是4％，基金收益35％，则α系数＝（35％－4％）－[11×(30%－4%)]=24。

α系数也有一定的缺陷。第一，其根据β系数计算出来，所以受基金和业绩基准（如上述指数）的相关性影响，如果两者相关性很低，则β系数从而α系数的有效性也不大。第二，不能说明亏损是由基金经理的能力还是基金的费用造成的。例如，指数基金的投资组合模仿选定的指数，基金经理并不需要选股，理论上α系数为零。但美国许多指数基金的α系数为负，在此情况下，α系数只反映基金的管理费、托管费、证券交易费用等费用水平。第三，不方便基金之间的比较。如果和一组基金进行比较，就要先求出这组基金的平均α系数，而不能直接得出结论。

夏普指数是将基金的收益减去无风险投资收益，再除以基金的标准差。例如，基金收益是25％，标准差10，90天国债的收益是5％，夏普指数则为20。夏普指数越高，基金风险调整后的回报率越高。

夏普指数主要优点是用标准差作为风险调整的指标，从而不存在与业绩基准的相关性问题。任何类型基金的标准差计算方法都一样，所以可用夏普指数在不同类型的基金之间进行比较。夏普指数缺点在于单凭一个绝对数字，难以评定其高低。必须与其他基金或一组基金的夏普指数进行比较，才能对基金业绩有进一步了解。

α系数和夏普指数都是客观的量化指标，但不能说明基金的全部故事。例如用其评估基金过去时段的收益时，没有考虑到基金经理的变更，而基金经理的投资决策直接影响基金业绩。

评估时期越长，指标所体现的风险调整后表现越准确，所以投资者应当同时考察基金收益的连续性。在考虑基金平均收益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其每年的收益。然后将每年收益和同类基金中平均水准的基金以及相关的业绩基准进行比较。

选择基金的时候，可以先按夏普指数进行排序，再对最好的几只基金做进一步研究。但还需要考虑基金的管理者，投资风格，费用水平，投资组合的内在风险等因素。

中国经济的长期向好趋势不会变。

下行风险标准差为6083%，计算方式如下：

比risk-free rate低的收益率：2%，-3%

LPSD^2=[(2%-3%)^2+(-3%-3%)^2]/(2-1)

LPSD=06083=6083%

扩展资料：

一、收益率的标准差

收益率的标准差，衡量的是实际收益率围绕预期收益率（即平均收益率）分布的离散度，反映的是投资的风险。 收益率的标准差，是先求收益率离差平方和的平均数，再开平方得来。

计算过程是将实际收益率减去预期收益率，得到收益率的离差；再将各个离差平方，并乘上该实际收益率对应的概率后进行加总，得到收益率的方差，将方差开平方就得到标准差。

所谓期望收益标准差决策法，是指根据投资的期望收益和收益标准差进行风险型决策的方法。

二、期望收益标准差决策法的类型，通常有以下两种具体做法：

1、最大期望收益法。

用未来收益的期望值作为未来真实收益的代表，并据此利用净现值法、收益率法等进行投资决策，称为最大期望收益法。它是风险条件下(未来收益不确定条件下)简单易行和常用的决策方法。

期望收益法的缺点是没有考虑风险状况，因此投资要冒很大风险。

2、期望标准差法。

汉瑞·马可威士(Harry Markowitz)提出了一个为大家所接受的决策定律，即所谓期望标准差法。

这条定律可叙述如下：在A、B两个项目中，如果下面两个条件有一条满足，项目A便好于项目B：

1） A的期望收益大于或等于B的期望收益，且A的收益标准差小于B的收益标准差。公式表示为：E(A)≥E(B)且(A)< (B)。

2）A的期望收益大于B的期望收益，且A的收益标准差小于或等于B的收益标准差：E(A)E(B)且(A)≤(B)。

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弹性和韧性，它对当前的疫情冲击有很强的防御和自愈能力，能够使中国经济在克服当前困难和风险基础上快速回归向好发展的轨道上。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基本面和长期趋势，如能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来源/新华社

■刘元春 任泽平 陈彦斌 伍戈联合解题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积极组织内外部专家，针对“疫情背景下的经济增长与宏观政策”展开联合研究。

中国经济具有强大韧性

虽然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短期影响，但是中国经济韧性强、回旋余地大，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经济的韧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刘元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联合创始人）：第一，中国经济的最大韧性来源于中国***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这种优势决定了中国可以利用举国力量快速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快速使经济社会秩序恢复正常。

第二，经过70多年发展，中国已经奠定了实力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生产能力，疫情对于中国数百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接近9亿人的劳动力以及全世界规模最大、品类最齐全的生产体系难以产生实质性损伤。

第三，中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内需潜力巨大。疫情带来的冲击，无法撼动中国市场的自我良性循环。居民消费升级、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推进及服务业的快速发展都将为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第四，新经济和新动能的蓬勃发展将较大程度缓冲疫情冲击。尤其是互联网经济与网上办公等新业态的发展，保证了中国经济社会在疫情中保持有效运转，缓冲了疫情对传统经济的冲击。

第五，中国政府拥有强大的经济调控能力、充足的政策工具箱和广阔的政策空间，这决定了中国经济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目前，中国政府债务率不到60%，预算财政赤字率没有超过3%，各类贷款平均加权利率依然维持在5%左右，由此保证了中国政府可以在稳中求进的总基调下持续展开有弹性的“六稳”政策。

总体看，当前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弹性和韧性，它对当前的疫情冲击有很强的防御和自愈能力，能够使中国经济在克服当前困难和风险基础上快速回归向好发展的轨道上。

任泽平（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恒大研究院院长）：疫情不会改变中国经济基本面和长期趋势，如能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最好的投资机会就在中国。

一是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经济主导全球。据IMF估计，2019年全球GDP总量达866万亿美元，其中，中、美占全球GDP比重分别为166%和247%。

二是2019年中国GDP实际增速61%，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相比之下，美国GDP实际增速23%、韩国20%、英国14%、日本07%，均远落后于中国。

三是中国人均GDP仍有较大增长空间。2019年中国人均GDP为70892元，即10277美元，仅为美国的约1/6，英国的1/5，与1981年的日本、1994年的韩国相当，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四是中国城镇化率仍有20%的提高空间。2019年中国城镇化率606%，仅略高于2018年世界平均水平553%，远低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81%。同时，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远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还有约23亿农民工及家属子女未能市民化。

五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大市场和最大中等收入群体。中国有覆盖14亿人口的统一市场，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均可自由流动，产品研发、生产、物流、销售等环节都存在巨大的规模效应。

六是中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2019年末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约9亿，就业人员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有17亿，每年有约800万大学生毕业。尽管中国总人口已跨过刘易斯拐点，但人口素质的上升使得中国孕育了新一轮、更大的人才红利。

七是中国创新创业十分活跃，新经济独角兽企业数仅次于美国。2019年中美新增独角兽分别占全球比重为126%和559%。未来中国信息服务业与人工智能、AR、VR技术结合仍将释放巨大增长潜力，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动能。

疫情不会改变中国中长期向好趋势

疫情会否影响我国的潜在增长率？应主要从需求侧还是供给侧恢复经济增长？

刘元春：任何一场疫情引发的经济冲击本质上是外生的、短期的和局部的，不会引起一个大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趋势出现偏离。这是因为，一个国家中长期的发展趋势和生产能力主要取决于三大因素：一是资本存量及其增长速度。二是劳动力及其人力资本积累的状况。三是技术进步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改进。这三大因素均不会因为疫情的冲击而发生根本性变化。

纵观近百年历史，没有哪一场大疫导致一个大型经济体出现长期停滞，经济一般在疫情消退后1个季度左右就回到正常发展轨道。因此，当前疫情最多只会带来1至2个季度的经济小幅波动，不会改变中国中长期向好趋势，中国的潜在增速不会出现系统性偏离。由此，当前经济工作重点应在于有序展开复工复产，使经济循环尽快常态化，不宜在经济社会秩序没有常态化之前展开大规模经济扩张计划。经济政策应以疫情救助和促进经济循环体系恢复为主，坚持底线管理的基本原则。

任泽平：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将大于2003年非典，但时间可能更短，具体影响大小取决于疫情持续时间和政策对冲力度。当前应兼顾应对疫情和长期改革，供求两侧发力，推出几项具有破冰效应、释放重大信号、能够提振各方信心的关键举措。一是提前储备项目，疫情后实施大规模基建，把由疫情冲击经济砸的坑填上。尤其是对人口流入的城市群和区域中心城市进行适当超前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刺激需求、稳定就业，对冲经济下行压力。二是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并优化方式，从减增值税改为减企业所得税和社保缴费率，提高企业获得感。一方面，继续下调社保缴费率3个百分点，其中养老、医疗保险缴费率分别下调1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下调企业所得税税率至21%，与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税率相当。

警惕疫情下的六大风险点

疫情下须重点提防的风险点有哪些？

刘元春：第一，经济增速下行下，就业风险是最大的灰犀牛。2月制造业从业人员指数仅为379%，比2019年同期下降157个百分点，表明就业市场出现收缩。虽然不会造成大面积失业问题，但就业形势明显吃紧。

第二，当前物价的结构性上涨势头将进一步显现，应谨防“滞胀”风险。可以预见，在疫情管控放松后价格将快速释放。同时，不同行业和不同区域的复工复产进程不一致，也会导致供应链出现瓶颈，部分原材料价格快速上涨。

第三，要警惕疫情在全球蔓延所带来的全球经济快速下滑、金融市场大幅波动风险。目前，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势头明显加剧。因此，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将面临全球经济与国际金融市场的巨大不确定性，应当作出相应预案，防范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

第四，要高度重视房地产市场的不确定性，防止房价快速回落。疫情后房地产企业通过大幅降价来快速回笼资金的情况将会增多，一旦降价预期形成，将容易形成“购房意愿下降——需求减少导致房价下降——降价预期增强”的不利循环，这对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将产生较大冲击。

第五，要高度警惕放松货币政策所带来的资产泡沫化风险。目前经济循环没有基本恢复，货币政策释放的流动性难以流入实体经济，资金大规模进入金融市场会带来资产泡沫化风险。而资产泡沫将引发金融市场的大幅回调，妨碍疫情后中国经济的恢复。

第六，要高度警惕过度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政府债务加剧风险。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不同，疫情冲击是短暂的，疫情后经济运行会恢复常态化，因而采取类似2009年大规模刺激政策的理由并不充分。而且，过度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导致政府债务和宏观杠杆率大幅上升，这将会成为金融风险的核心根源，也会阻碍社会生产率的提升。

任泽平：当前须兼顾疫情防控与恢复生产，警惕各地疫情防控“一刀切、层层加码”现象。一些疫情较轻的城市，盲目照搬疫情严重地区措施，采取各种过度限制措施，不能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在没有兜底预案、企业买单的情况下，将疫情防控措施无限扩大化，经济发展基本停滞，本质上是懒政怠政、不担责的表现。

“一刀切、层层加码”式防控，打乱了经济运行秩序，给企业、各行业、产业链、社会稳定带来严峻压力。因此，应坚持疫情防控与企业复工“两手抓”，采取分区分级防控措施，杜绝以疫情防控之名行懒政怠政之实，以简单粗暴的方式限制企业复工。

疫情对全球供应链会有多大影响？中国应采取什么措施来巩固和提高我们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以增强国际竞争力？

任泽平：疫情冲击全球供应链，中国须以改革的方法稳增长。一是放开汽车、金融、能源、电信、电力等基础领域及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深化国企改革，落实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消除所有制歧视，提升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效率。二是以注册制改革为抓手，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配套制度。三是推动以“人地挂钩、金融稳定”为核心的住房制度改革，强化居住和实体经济属性，弱化金融属性。一方面，以常住人口增量为核心改革“人地挂钩”。另一方面，保持房地产金融政策稳定，回归市场化，支持刚需和改善型购房需求，支持行业间并购重组。四是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给地方官员新的激励机制，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

货币政策要注重定向调控、精准调控

当前CPI位于几年来的高位，这使得货币政策发力时受到掣肘，但疫情对餐饮、旅游等行业影响较明显，其中小微企业尤其须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两难情形下，货币政策应如何定位？

陈彦斌（中国人民大学教育部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主要成员）：2020年1月份CPI同比涨幅上升至54%，触及了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涨幅仅为15%，连续16个月位于2%以下的较低水平。整体CPI与核心CPI走势分化，对货币政策的制定造成了一定困扰。

理论上看，货币政策制定应着眼于核心CPI而非整体CPI。这主要是因为，包含食品和能源价格的CPI容易出现预期之外的大幅波动，会扰乱公众预期并对货币政策空间形成制约。本轮CPI上涨主要是受猪肉价格上涨叠加疫情的影响，与经济基本面不存在较大关联。因此，稳健的货币政策不应掣肘于整体CPI的上涨，而应坚持稳定经济的目标定位，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当然，猪肉价格上涨所引起的CPI涨幅扩大问题也不容忽视。有效解决猪肉价格上涨的结构性问题需要财政补贴政策等针对性较强的其他经济政策激励生产来加以应对和实现价格稳定，不能依靠总量调节为主的货币政策。

伍戈（长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一是为应对疫情严重冲击，货币政策应坚持稳健略宽松的取向。在一季度各行业普遍遭受重创的情况下，需要宽松货币政策为稳增长和稳就业“护航”。二是需把握货币政策宽松的力度和节奏，坚持适度宽松但避免“大水漫灌”。当前，CPI涨幅位于高位，货币宽松的幅度需要考虑对物价的影响。同时，货币过度宽松容易导致房价大幅上涨。未来仍需坚持“房住不炒”定位，防止过量流动性推动房价上涨。三是货币政策要坚持定向调控、精准调控，合理运用政策工具。本次疫情对二、三产业以及中小企业冲击较大，因此货币政策操作要注重定向调控、精准调控，合理运用结构化货币政策工具，实现精准帮扶。

疫情下货币政策如何提高调控效率，更有效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

陈彦斌：面对本次疫情，货币政策及时采取多种手段释放了较为充裕的流动性，并通过政策利率积极引导市场利率下行。但也应看到，目前货币政策效果更多体现为股市的快速上涨，资金“脱实向虚”问题有所显现。因此，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效率，使货币政策更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是当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事实上，中国货币政策传导不畅的问题一直存在，其根源在于经济与金融体制机制上的扭曲。一方面，实体经济中存在一些预算软约束部门，对信贷资金存在大量需求，挤占了其他部门的信贷资源。另一方面，在利率仍存在一定管制的背景下，商业银行可获得稳定的净息差，因而不愿过多承担风险，更有意愿将信贷资源投放到预算软约束部门。

需要着力提高货币政策的调控效率。一是加强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与微观金融监管三者的协调配合，推动资金更好地流入实体经济。二是适度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特定区域、特定行业、特定群体的扶持。但这只能作为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不能长期化、常态化使用。三是要加强货币政策的预期管理与前瞻性指引，给予公众信心和稳定的预期。四是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破除经济与金融体制上的扭曲，并加快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步伐。

伍戈：为保证全年发展目标的实现，货币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在稳健基础上灵活适度。用好已有金融支持政策，适时出台新政策，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妥善应对疫情短期内对经济的冲击，不搞“大水漫灌”。一是继续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行。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手段以及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等中长期流动性投放工具，保持总量合理。适时适度调节存款基准利率，合理压降银行负债端成本。二是继续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已出台的政策要精准落地，压实承贷银行的责任，对企业进行严格的筛选，确保贷款用于疫情防控领域。同时，要提高审批和放贷效率，有效降低企业实际融资成本。三是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采取针对性支持措施。要密切关注疫情发展情况，合理调整政策节奏，因地制宜采取针对性措施。根据不同地区疫情演变进度，不同行业复工复产进度及计划，设计有针对性的支持方案。四是要更加重视对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可考虑根据不同地区疫情情况，给予企业在特殊时期还本付息延期支持，对因疫情影响未能及时还款的企业不作逾期信用记录报送。

从多方面着力实现财政政策效用值最大化

财政目前处于紧平衡状态，尤其是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压力较大。在应对疫情过程中，如何落实“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定位？

陈彦斌：当前，财政整体上面临减收增支压力，财政运行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作为逆周期调节工具的财政政策应加力提效，让“紧平衡”下有限的财政资源发挥更大作用。具体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适当提高2020年的目标赤字率。适当提高目标赤字率体现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定位，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财政收支压力。二是财政政策要精准发力。针对受疫情影响较为严重的行业和企业，要进一步具有针对性地出台更多减税降费政策，进一步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帮助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渡过难关。三是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在减少税收收入的同时，避免非税收入的升高，切实降低宏观税负，以最小代价稳定经济增长。

伍戈：在经济下行风险加大和财政收支承压背景下，为积极对冲疫情影响，要继续推行有针对性的财税政策，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充分利用专项债等政策工具，将政策落到实处，实现财政政策效用值最大化。一是更加精准实施减税降费。可考虑研究出台阶段性、有针对性的税费政策，政策导向由“更大规模”转向“精准落地”，密切关注不同行业的税负变化，重点支持受损严重行业复工复产。二是优化调整财政支出结构。要落实零基预算理念，重视评估重大项目的财政可承受能力，削减非必要、非重点项目支出，压缩一般性支出。财政资金应投向撬动力度更大的重点领域，以市场化为原则，承担市场无力满足的需求。三是扩大专项债发行和使用。鉴于专项债是专款专用的债务，不计入财政赤字，有成本低、使用灵活的优势，建议未来进一步扩大专项债发行和使用。

以一揽子政策帮助市场恢复信心

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还应采取哪些重要举措帮市场与公众更快更好恢复信心？

陈彦斌：还应从更全面的视野布局，采取“微观政策要活+产业政策要准+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一揽子政策，帮助市场与公众恢复信心。一是要着力落实“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组合，更好地提升消费者信心。就改革政策而言，核心是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扭转中等收入人群可支配收入增速过快下滑的局面。同时，要加快建立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减轻住房对居民消费的挤出作用。就社会政策而言，核心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与救助体系，使居民减少预防性储蓄，更好地释放消费需求。二是要着力落实“微观政策要活+产业政策要准”的政策组合，更好地提升企业家信心。就微观政策而言，要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优化营商环境。就产业政策而言，要加大力度实施以放松管制、促进竞争为核心特征的功能性产业政策，为企业家提供更大发展空间和更多发展机遇。

伍戈：一是加强疫情防控，做好与社会的沟通。疫情期间首要任务是疫情防控，只有疫情控制得当，经济才能正常发展。二是稳定就业和农产品供给，保障基本民生。线下招聘目前难以开展，可打造网上就业培训项目、开展线上招聘等，利用互联网解决就业问题。同时，当下正值春耕播种之季，要有序恢复农牧种植业，减少疫情对农产品产量的影响，稳定农产品供应和价格。三是推动有序复工，尽快恢复社会生产，落实划分疫区的政策。国内多数疫区疫情形势已走向缓和，各地区应根据当地疫情，有序推进企业复工进度。高风险地区重视疫情防控，中风险地区适时安排复工，低风险地区尽快恢复产业产能。四是增强公共卫生服务制度，补齐制度短板。一方面，须建立疾病预防监管体系，第一时间发现潜在特殊疾病暴发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应重视培育重大疾病防控先进人才。与此同时，加强各级部门信息披露，发挥媒体舆论监督作用，营造实事求是、鼓励讲真话的氛围。

主 编丨毛晶慧 编 辑丨曹 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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