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理财这不仅是因为对美贸易是中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更是因为美元汇率反映了全球资本配置风险偏好，对于全球资本流动方向有重大影响。美元汇率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还因为人民币绑定美元而进一步提升。 与其重要性不相称的，是经济学家在把握美元走势方向方面的无能。远的不说，在2009年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政策之后，大部分经济学家预测，伴随着美联储的天量印钞，美国通货膨胀形势将会急剧恶化，相应地，美元汇率有可能崩溃，美债价格也将大幅跌落。事实却截然相反：即使美联储将自己的资产负债表扩大了22万亿美元，美国的通货膨胀仍旧维持在低位，而美元不仅没有崩溃，反而扭转了之前的绵绵下滑，对欧元、日元、人民币等全球主要货币大幅升值。 这种理论与现实的歧异在历史上发生过多次。谁错了？当然不是现实，只能是理论。主流经济学关于汇率决定的三个主要支柱货币数量理论、购买力平价理论、利率平价理论在与现实的碰撞中，被证明准确率很低。什么才是汇率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学仍旧需要再思考。 那么，让我们暂时先抛开理论，看看实际发生的数据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信息。对美元汇率实际波动数据的量化分析表明，美元综合汇率变动方向从强到弱受到如下经济变量的驱动：如果生产物价、工业生产、发展空间等指标下滑，贸易逆差扩张、收益率曲线变得平缓时，美元容易走强；反之，当短期利率、生产率、失业率、债务存量增速等指标上升时，美元容易走弱。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在库存短周期的时间尺度内，美元往往在萧条期、复苏期走强，而在随后的繁荣期、滞涨期走弱。 美元汇率的这一周期模式，与市盈率、收益率曲线、固定投资增速等经济变量的周期模式具有很大的吻合度。我们知道，市盈率反映了资本市场对股票吸引力的评估，收益率曲线体现了债券市场上的真实回报率，如此，它们与固定投资增速及美元遵循的相似模式，反映出这些指标都映射了资本市场对美元资产的风险调整回报率的评估。 以上几个指标（包括美元汇率）各自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投资回报率预期的变化轨迹：在滞涨期，高企的通货膨胀（包括高企的生产物价）导致投资回报预期严重恶化，而在随后的萧条期（尤其到后半段）中，伴随着经济的不景气，短期利率与通货膨胀大幅下滑，制止了投资回报预期的继续滑落。到复苏期时，生产率提升而生产物价继续下滑，投资回报率预期继续改善这一链条引导了资产回报率预期在萧条期与复苏期的上行。 将美元的这一周期性表现与影响因素分析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可能的汇率波动替代理论。这一理论要求我们不再从美元购买力与其他货币购买力的对比的角度看待汇率问题，而是将美元汇率与美元资产的收益率预期及风险相联系。 换言之，各国货币汇率之变化，反映的是以这些货币计价的全体资产的潜在回报与风险。如果以美元计价的资产有更好的回报率前景，美元很可能升值；反之，美元很可能贬值。如此，假设各类资产的回报率总是与其负载的风险相配合，则上面论述的含义可以称之为汇率的风险平价理论。 即使存在阻止资本自由流动的各类障碍，在后布雷顿时代，资本仍旧具备相当的能力追逐分布在全球的最高潜在回报；而这种逐利行为并不局限在债券市场。利率平价理论将汇率与利率的抛补平衡联系起来，它更多地关注债券市场，但影响美元汇率的很可能不仅包括债券市场，而且包括全部资本，如股市、房地产、银行贷款等等。本质上，资本市场之间是互相紧密联系的，它们是从不同侧面对各个层次的风险进行评估；债券市场的评估固然会影响别的市场，别的市场同样也影响债券市场。如此，风险平价理论与利率平价理论的区别仅在于前者将所有的资本市场、而不仅是债券市场包含在考虑内。 更进一步地，美元具有特殊性，即它不仅是美国的货币，而且是全球的货币。这样，美元汇率的决定，基本上反映了全球平均资本回报率（及其风险）与美国资本回报率（及其风险）的对比关系。因此，追问美元汇率波动方向，也就是追问，什么时候美国资产可以取得比全球平均资产更高的风险调整回报。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令华尔街成为事实上的全球资本配置中心；而发展中经济体的弹性远高于美国等发达经济。如此，当全球经济向好的时候，发展中经济体的成绩更好，投资于这些国家能够赢得更高回报，经由全球美元循环机制的处理，全球资本此时具备更大的进取心与风险偏好，更多的资本流入发展中国家，美元汇率受压。相反，当全球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全球资本风险偏好降低，美元的安全岛溢价上扬，美元汇率走强。 美元历史走势将这一逻辑展示得十分清楚。 1981年、1983年短短两年多时间内美国经济两次陷入衰退，全球经济也深陷泥潭，美元综合指数从93上扬，随着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爆发，美元更如脱缰野马般上扬，其升势一直持续1985年上半年，数年间升幅超过50%。第二次大幅升值则与上世纪90年代一系列的国际金融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债务危机）相关，并在美国新经济(310358,基金吧)泡沫崩溃中达到最高点，升值幅度达到40%。两次大幅升值发生于全球资本回报预期劣于美国资本回报预期时期，国际资本的配置意志从积极转向风险厌恶。而两次大幅贬值（1985-1995，2002-2007），分别对应着美国以及全球经济的繁荣期，国际资本配置从风险厌恶转向风险偏好。 如果以上论述成立，我们就可以理解，何以美元从今年开始再次走强。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以债务杠杆扩张支持的繁荣终告终结，随后的复苏并未完成去杠杆的任务，反而是以政府加杠杆对冲私人部门与金融部门的减杠杆，严厉的过剩产能也未得清算，过剩产能仍旧超过20%。相应地，风险溢水为28%，几乎仍旧是历史上经济萧条时期的历史水平，表明经济体中并没有足够多的创新型投资与发展型投资得到金融信贷市场的支持，经济体的内生动力不足。这与美国经济内生速度降低到1%附近也是相吻合的。从政策面分析，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渐失效力，国债规模上触天花板，继续刺激经济的能力十分有限。 按照美联储统计的经济学家平均预期，2013年美国经济增速预计为19%。这不算乐观，不过按照上述分析及笔者的反馈演化模型的预测，今年美国经济增速可能难以达到预期，将可能降低到1%左右。而这种经济疲弱状态，恰好提供了美元继续走强的完美环境。 如果美元的确走强，对中国经济的最大风险可能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人民币绑定美元可能导致人民币对其他货币过分走强，这需要管理当局采取更加灵活的汇率态度。其次，美元走强有可能导致国际资本流动的不确定性，甚至紊乱。这将会冲击全球各国中具有外部脆弱性的国家，并进而影响到中国的外部环境。
汇率美元人民币走势
\r \t1月17日，中国率先公布2021年GDP增速。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疫情散发等多重考验，全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143670亿元，比上年增长81%，为过去10年来最大的增幅。\r
\r \t据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介绍，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中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77万亿美元，因人民币升值等因素，相较去年增量3万亿美元。\r
\r \t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数据，美国2021年经济增量约为2亿美元，中国的增量比美国高出约1万亿美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有望超过美国。\r
\r \t中国GDP增速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10月预测的8%，也高于年初确定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以上”的目标。\r
\r \t宁吉喆介绍称，在全世界数据还没有汇总的前提下，“2021年，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预计将达到25%左右”。中国是“是引领世界经济恢复的重要力量”。\r
\r \t此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年10月发布的预测，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59%，折合美元预计为9494万亿，相较7月下调了01个百分点。预计2022年增长率为49%。按照这一预测，中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预计将超过18%。\r
2021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各国GDP增速。
\r \t关于美国2021年GDP增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美国2022年GDP增速预期设定为60% ，而金融服务机构高盛的预期为5-6%左右。\r
\r \t根据国际基金组织的预测，美国2021年GDP总量约为229万亿美元，约占全球经济的24%，位列第一。中国稳居第二，约占18%，仅中美两国，就占到了全球经济比重的42%。按照经济部门来看，金融、保险和房地产（47万亿美元）行业对美国GDP贡献最大，其次是专业和商业服务（27万亿美元）和财政（26万亿美元）。\r
\r \t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过去一年，中国名义GDP从101万亿元到114万亿元，增量约13万亿元人民币。增量按年均汇率折算合2万亿美元。如果考虑汇率因素，增量不止2万亿美元。2021年的经济总量折美元是177万亿美元，而去年是147万亿美元，考虑过去一年人民币升值，计算出来的增量应是3万亿美元。\r
\r \t对比美国，相较2020年，美国2021年经济增量约为2亿美元，中国的增量比美国高出约1万亿美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有望超过美国。
\r \t由此，中国将进一步缩小与美国的经济规模之间的差距。2020年，中美两国的GDP差距为62万亿美元，2021年缩小了1万亿美元左右。中国GDP与美国的比例，也有望从2020年705%，提高至773%。\r
\r \t中美之外，欧元区2021年GDP增速预计为 50%，这一数据与欧盟执委会的预测吻合。 欧盟执委会预测称，欧元区经济的增长速度将超过之前预期，2022年将继续强劲扩张，赤字和公共债务将下降。根据预测，2021年欧盟GDP规模约为171万亿美元，中国GDP总量有望超过欧盟。\r
\r \t具体国家来看，日本2021年预期GDP总量位列第三名，预期增速24%，总量预估为51万亿美元；德国位列第四，预期增速31%，约为423万亿美元；英国排第五名，预期增速68%，预计GDP为311万亿美元；印度排第六，预期增速95%，预估为295万亿美元。\r
\r \t此外，印度的2021年经济增长水平在主要国家中最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次给出了同比增长95%的预测。并且预计2022年，印度GDP增速为85%，增长水平也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r
\r \t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指出，由于新冠疫情，各国面临巨大的健康风险，经济实现完全复苏的进程受阻。疫情导致供应中断的持续时间比预期更长，这在许多国家推升了通货膨胀。由于疫情对接触密集型行业造成了干扰，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复苏明显滞后于产出复苏。总的来说，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但不确定性上升，且政策权衡更趋复杂。\r
\r \t2021年我国经济总量超过110万亿元，占全球GDP的比重继续提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有望超过12万美元，接近世界银行的高收入国家门槛。\r
\r \t对此，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经济总量达到110万亿元，确实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人均GDP也相应提高了。可以说，过去一年，我国经济总量规模和人均水平都是持续提高的，这意味着我国综合国力、社会生产力、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升，也意味着我国发展的基础更牢、条件更优、动力更足，同时也为全球发展贡献中国力量。”\r
\r \t“这意味着我国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10万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这个经济总规模和经济增长数量之大，来之不易。”\r
\r \t“我国全部工业和制造业增加值分别为373万亿元、314万亿元，已经连续十多年居世界首位。货物贸易、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服务贸易、对外投资、国内消费市场规模居世界第二位是没有问题的，尽管现在一些国家的数字还没有完全出来。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万元人民币，按年均汇率折算为12551美元，虽然尚未达到高收入国家人均水平的下限，但逐年接近。2021年我国已经超过了世界人均GDP水平，现在初步测算，2021年世界人均GDP是121万美元左右，我们是125万美元。”\r
\r \t“这意味着我国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我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拉动了世界经济增长。2020年，世界经济负增长，我国经济正增长，对世界的拉动作用十分显著。2021年，我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预计将达到25%左右，现在只能是预计，因为全世界的数据还没有汇总出来，这是引领世界经济恢复的重要力量。”\r
\r \t但同时，宁吉喆也指出，“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目前仍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尚未达到高收入国家下限标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我国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当前还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我们要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通过艰苦不懈努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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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势：人民币兑美元连涨。随着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出现，全球对新冠疫情的担忧再起，人民币升值预期会更加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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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月9日晚，央行宣布自2021年12月15日起，上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即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7%提高到9%。受此影响，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短线大幅走低，连续跌破636、637关口。此番上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是今年内央行的二度出手，上一次还是今年5月31日，央行宣布自6月15日起上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将外汇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7%。
2、通常，提高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会发生于两种情境之下：一是外汇占款的大举入境时期；二是人民币汇率的不断升值阶段。一般来说，通常美元升值的时候，人民币会被动地贬值。但9月以来，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指数走势呈现明显背离：美元指数反弹，人民币不贬值，反而升值。
3、谈到人民币走势在美元强势的情况下仍然保持升值趋势，有分析认为，主要原因还是全球疫情持续影响下的外需继续高增，中国商品对于国外需求的替代性依然较低，产品价格弹性较小，出口的支撑下结汇较多，市场对人民币的需求较大，人民币汇率保持坚挺。
4、中信证券预计，此次调升外汇存款准备金后，预计美元兑人民币汇率将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但当前正值企业年底结汇高峰，调整幅度或略弱于上一轮，调整过后，后续人民币仍将面临出口强劲与美元指数走强两方面因素较量的局面，人民币汇率大概率仍是双向波动的走势。
5、人民币的汇市表现亦牵动着股市。值得关注的是，12月9日，北向资金再度跑步进场，全天大幅净买入21656亿元，创历史第二大单日净买入额，仅次于今年5月25日的净买入额21723亿元。有观点指出，北向资金近期大规模买入的原因，不排除是考虑到人民币升值态势明显，吸引外资介入股市。
6、西南证券分析师认为，北向资金对A股的配置受汇率、美股及事件性因素的扰动非常显著。从历史数据来看，北向资金与人民币汇率水平及美股走势存在一定的相关性。这也符合经济学基本原理：人民币升值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美股走势与正负面事件影响外资的风险偏好，进而影响外资流入A股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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