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理财世界那么大，他们都想“下海”看看……央行官员下海又出新案例了。
8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即将出任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一行三会”官员“离职下海”现象再次引发市场关注。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统计，2013年以来已有36位“一行三会”官员“离职下海”，涵盖处长到副部级等各级别的官员，不过以司级和处级干部居多。因为有官员离职未见诸报道，因此一行三会离职下海的官员数量应比样本数量大。
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了解到，“一行三会”大多为专业技术性官员，离职后大多转向银行、保险、基金、证券甚至互联网金融等机构。
从36个样本的去向来看，共有10人离职后加入银行，占比27%，是最集中的去向。其次为保险公司、基金公司，分别有6人、5人离职后加入。
至于“离职下海”的原因，提高收入是一个重要因素。另外，市场机构历练、体制内晋升困难也是他们“下海”的原因。
比证监会还汹涌的央行离职潮
监管机构官员下海任职基金公司、证券公司，业界称为“神仙下凡”。
一位离职后加入研究机构的央行官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离职）原因很简单，收入太低了，缺少激励约束机制。”
“加入市场机构后收入会提高，但也不全是为了收入，可以从市场机构的角度理解政策，开拓视野。” 前述离职后加入研究机构的央行官员表示。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现年45岁，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系研究生毕业，经济学博士学位。剑桥
毕业后，先后在世界银行、IMF任职。2005年4月-2009年11月，先后担任黑龙江省招商局副局长、黑龙江省商务厅厅长等职。2009年
11-2015年1月相继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巡视员、副司长。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金融发展创新与互联网金融。
大成基金成立于1998年，是中国证券市场最早的十家基金管理公司之一。大成基金的规模排名长期保持在业内前十名，不过2011
年，大成基金因踩雷重庆啤酒，元气大伤，很快跌出了前十名。随后从总经理、首席投资官、股票投资部总监，再到其他核心投研人员的连续离任，大成基金的业绩
也是一落千丈，今年二季度，大成基金的规模为8411亿元，排名仅为第25名。
大成基金并不是第一次“挖角”下海官员。
2014年12月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周健男离职，出任大成基金党委书记。2014年10月原任证监会规划委专家顾问委员、机构部创新处负责人罗登攀出任大成基金总经理。
今年6月初，证监会还批准了5名干部离职，包括上市部副主任陆泽峰、行政处罚委副主任张子学等2名副司局级干部，上市部二处处长王长河、发行部二处处长蒋彦和四处处长杨郊红等3名处级干部。这5名干部都是证监会的老人。
财新网报道称，论干部流失速度，证监会发行部较上市部更严重。熟悉情况的人士对财新网评论说：“发行部的处级干部最近一年多有的出事，有的离职，有的调离，快没人干活了。”
来自央行的离职潮不比证监会低调。
7月15日，腾讯财经从接近央行的人士处获悉，央行支付结算司近期迎来离职潮，8名处长中有3名同时离职，另外还有4—5名普通职员提交离职申请。早在2015年，支付结算司副司长周金黄从央行离职，出任华瑞银行副行长。
前述3名离职的处长分别是，清算组织监管处处长，其去向是北京地方国有投资公司；银行卡业务管理处处长，将赴任正在筹建的票交所任副总裁；信息分析处处长，其去向是中央结算公司。
有业内人士分析，在央行下属的司局中，支付结算司最贴近市场，其分管的如第三方支付行业也最为活跃，因此，相对于其它司局，该司员工跳槽到金融机构更加容易。
此外，今年央行原货政二司处长、青年宏观经济学家伍戈离职，出任了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和总经理助理。央行金融稳定局金融体制改革处李超出任华泰证券首席宏观研究员，奔赴市场化机构任职。
证监系统：部分人士晋升遭遇瓶颈
6月初，证监会又批准五名干部离职，分别是上市部副主任陆泽峰、行政处罚委副主任张子学两名副司局级干部，上市部二处处长王长河、发行部二处处长蒋彦和四处处长杨郊红三名处级干部。
此次人员调整引起了证券行业的广泛关注，市场一致认为证监会将迎来第四波离职风潮。而上一波离职潮发生在2010年至2015年，其中仅
2014年，就有约30名处级以上干部离职，2015年前5个月，也有6名司局级干部离职。大多数干部离职后投身市场机构，尤其是基金行业。
据中申网监测数据显示，从1998年开始，超60位前官员入职公募基金，其中高管人数超过40人，担任过基金公司总经理一职的接近
20位。去年七月份，博时基金就宣布聘任原证监会办公室、党办副主任的江向阳为公司总经理。此外，原证监会国际部副主任汤晓东早在2014年就离职加入了
华夏基金。
而据知情人士透露，日前离职的陆泽峰表示可能会去大学任教，更远期则会从事并购基金相关的业务，杨郊红也很可能在私募基金任职。
显然，基金行业丰厚的薪酬和个人价值的增值空间吸引了大量的离职官员。“证监系统的处级以上官员离职之后，往往会进入基金公司、券商、私募等机构担任高管，年收入可以达到几百万，远远高于在证监会系统的收入。”业内人士称。
且早在2015年年初，前证监会主席肖钢在内部会议上也解释了证监会频现离职风潮的原因，“从2014年主动离职的中青年干部情况分析看，最重要的因素在于对他们的职业生涯发展关注不够。”证监会内部管理职位有限，官员晋升比较困难，于是纷纷下海，谋求更开阔的职业机会。
银行的日子也不好过
事实上，传统银行业正在悄然发生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动，中国银行副行长王永利离职、华夏银行副行长黄老金离职，渤海银行副行长赵世刚离职，据新华网统计，今年以来，先后至少有37位传统银行的高管离职，涉及的岗位有董事、行长、副行长、风险总监等，有的则是分支行行长，有的分支行行长甚至公开说，不想再回银行，而一线员工的离职更是数不胜数。
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是一个人离开，而是带着一个团队整体离职，多年的业务经验，多年的风控积累，还有早已建立的客户人脉，银行员工像流水一样的离开，带走的是银行真正的核心力量，也让银行业务有陷入瘫痪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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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币的另一面是：2015年是中国监管机构被捕人数最多的一年，也是被捕级别最高的一年。在此背后，金融机构这边，聚集了许多流失的官员、海外华尔街回流的精英、在资本市场摸爬滚打的本土专家。相反，监管部门的人才危机则非常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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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发行部监管一处处长段涛近期已经从证监会离职，履新中德证券。段涛2002年进入中国证监会，在上述关键岗位上任职多年。他的离开也是近期证监会处级以上干部“下海”的最新注脚。
段涛完整经历了发行制度从通道制向保荐制转变，以及保荐制度十年发展的整个过程。他所在的监管一处负责主板和中小板IPO的非财务审核，多涉及法律合规问题。从事IPO业务的投行人士评价其是“素质过硬的专业型干部”，“沟通效率高”。
证监会处级以上监管干部由于其专业能力和对行政审批体系的熟悉程度，向来是被监管机构“挖角”时青睐的对象。中德证券是德意志银行与山西证券的合资投行，成立以来市场表现较为一般，即使在合资投行中间也并不十分起眼。段涛的到来因此被寄予厚望。
财新记者获悉，与段涛一起新近到中德证券的还有另两位来自证监会的前监管干部。他们到岗后将负责公司的合规事务。有消息称段涛未来将接任中德证券的副总裁，这一任命尚未在公司内宣布。
除了段涛之外，证监会处级以上干部“下海”现象颇为普遍。
近日，原机构部创新处负责人罗登攀已经离开中信并购基金，赴任大成基金总经理。罗登攀曾任毕马威法律诉讼部资深咨询师、金融部资深咨询师；SLCG证券诉讼和咨询公司合伙人。罗曾任证监会规划委专家顾问委员、是国家从海外引入人才的“”的专家。原证监会国际部副主任汤晓东，也是证监会近年的“”中引入职务最高的一位专业人士，于今年8月份，出任华夏基金督察长。原上海证监局官员陶耿，今年3月份出任光大保德信总经理。
多个消息来源告诉财新记者，这些干部的离职与证监会在人才流出问题上的新动作有一定关联。从明年开始，离职后到被监管对象任职的将严格执行三年规避期，督察长、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等特殊情况也可能一般化处理。
过去，虽然这种情况有任职规避期，即领导干部离职后三年内，一般工作人员离职后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机构任职；但是存在特例，合规总监、督察长、首席风险官这些职务不受限制，证监会工作人员离职后经过批准可以担任督察长、合规总监、首席风险官等职务。另外，证监会内部也有严格制度，规范离职人员到原单位办理公务，坚持公私分明、按章办事。
证监会曾对上述特例作出过解释：合规监管和风险管理不是经营性业务，甚至也不是一般公司决策层管理性业务。所以根据证券公司风险处置的实际情况，监管干部到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担任督导公司规范运作类岗位的工作，对提升这些机构合规管理水平、防范经营风险有明显作用。
从实际情况看，证监会处级以上干部离职后通过督察长职位这个“特殊通道”，更快履新被监管对象高管的情况十分普遍，尤其以公募基金行业最为突出。2013年实施的新《基金法》，专门用一个法条要求证监会工作人员离职后在被监管机构任职的，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期限要求。
在成熟市场，监管部门与市场机构间人才双向流动十分普遍。原证监会主席郭树清也曾提出过双向流动，大张旗鼓地面向市场招聘人才，包括几个主要交易所的副总经理。但是在证监会机关层面，由于受限于既有体制，引进人才的薪酬激励和晋升仍然存在障碍。这些努力也未能彻底改变监管干部单向“下海”的局面。
不断下放权力和透明化的行政审批改革，也在促使一些监管干部倾向于更早“下海”。“现在不走，未来‘身价’只能是越来越缩水。”一位资深投行人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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