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理财姚玉飞
1932年元旦，倔强的“湖南牛”陈子展(1898-1990)写了一首诗《新爱国歌》，落款是：“1932年，元旦提笔，大获成功。楚匡老人。”“大年初一提笔”，一句对现在的人来说有些陌生的话，无非是这样的新年场景：大年初一，摊开红纸，拿起蘸墨的笔，写下或长或短的吉祥话。纸上的一笔打开了新年的大门，也预示着来年的好运。这是传统文人开年的典型场景。
像陈子展这样，在民国年间因为写大年初一而留下文章的人还有很多。周作人、田汉、俞平伯、钱歌川等人都留下了与“元旦提笔”相关的作品。这一系列文人选择“大年初一送笔”，并非心血来潮，而是沿袭了文人的悠久传统。
杜《元旦提笔祝好运》《望凫行馆宦粤日记》，摘自《清代稿钞本》。
一、梁章钜论“元旦发笔”
熟悉这个故事的福建人梁章钜(1775-1849)在第7卷《浪迹续谈》中追溯了“元旦提笔”的传统。根据梁章钜的记载，至少在嘉道时期，“元旦提笔”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梁章钜写道：“如今人们每年元旦写词时，都要先用红笔两个字，如‘元旦动笔，万事大吉’，或‘动笔’，或‘提笔’。对农民和工商业来说是常见的，但并不总是和人们写的一样。”不管是叫“送笔”、“起笔”还是“提笔”，总之，各行各业的人都选择在这一天拿起笔，写下自己的吉祥话。
梁章钜《浪迹丛谈》卷一书影，来自国家图书馆“中国古籍资源库”。
元旦写作的传统并非起源于清朝，而是有着更长的历史。梁章钜曾问他的父亲梁赞图这个习俗是什么时候起源的。梁赞图的回答是：“好像之前就有。很多前辈做了’写笔’，《五灯会元》年发表在《精刺道场》一书中，说’一岁写笔，万事大吉，属三村包拯书门’《大梅祖镜》又云：‘岁写笔皆好，还记得东村黑李四，年年写在门前。’然后这个事情就来了很久了。梁赞图将元旦写作的传统追溯到宋代，认为这一习俗已被当时的和尚静慈道长(1090-1171)提及。元旦第一批试笔的人，很可能是民间一群略懂文墨的人，他们的行为被包括高僧大德在内的知识精英所嘲讽。但这一传统自宋代发明以来，就牢牢扎根于中国文化之中，自下而上不断渗透。清朝一路走来，从军务大臣到底层书生，无不被这股风所感染。
当梁章钜在元旦讨论写作问题时，这一曾被嘲笑为三村文字游戏的传统已成为学者，尤其是科举考试者的共同信念。读者大年初一写的美好愿望，3354，“一切都好”，逐渐缩小到特定的读书范围，甚至科举领域，以寄托读书的希望和考试成功的美好愿望。在《浪迹续谈》的同一条目中，梁章钜回忆说：
记余少时，先资政公于开年必令书“元旦开笔，读书进益”八字，乾隆辛亥年，则令书“元旦开笔，入泮第一。”是年秋，果入县庠第一名。甲寅年元旦，语余曰：“汝现应举，但书‘元旦举笔’可也。”是年果举于乡。（ 《浪迹续谈》 卷七）
梁章钜的父亲梁赞图显然是元旦写作这一悠久传统的忠实信徒。梁赞图认为，大年初一写的吉祥话，很大程度上是可以兑现的。虽然这些吉祥语都是自己选择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还是要调整这些吉祥语的优先顺序，让愿望更顺利的实现。据回忆，其父元旦写作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中分界点为入潘、迎菊，俗称考秀才、考。在梁章钜考秀才之前，新年书是“元旦写作，读书为利”，对应的是鼓励孩子读书，所谓“好好读书，天天向上”。1791年，梁章钜中考之年，乾隆辛亥(33，354)，梁赞图请重写吉字，“学为利”改为“入潘一号”。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对考试成功的渴望压倒了阅读方面的纯粹进步。至于乾隆甲寅年(1794年)，梁章钜参加乡试，梁赞图有了新说法，说这个时候写“元旦提笔”就够了。这次减少内容，大概是因为“元旦提笔”是一语双关，既表示元旦开笔，又用“居”字照顾了高中人的心愿。
通过梁章钜的笔，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元旦提笔的含义的变化。梁赞图把元旦写作的祈祷内容从“一切都会好的”浓缩到了科考成功。这一系列的批示，让这一传统染上了文人色彩，最终成为大年初一的“文人”写法。迷信大年初一写字的梁赞图，居然在儿子梁章钜身上完成了这一系列“谜一样的操作”。难怪新年那天的写作也深深地印在了梁章钜的脑海里。
二、元旦发笔的一般样式
过年送笔有什么特别的方式吗？如果算是仪式的话，这个活动新年什么时候开始？作家应该注意什么？新的一年对写字笔的纸张和墨水有什么要求？是什么让这个活动在各种拜年活动中，受到各行各业，尤其是文人墨客的喜爱？通过众多学者日记的记载，我们可以尝试对这些问题给出一个简要的回答，从而看到新一年的基本文风。
新年写作的核心要义是，它是新年的第一个写作行为，在时间上有一些既定的规则。新年笔大多在元旦，所以新年笔也可以称为“一月日写”。但有些作家因为身体、天气等原因，无法在大年初一写作，大年初一写作也可以在大年初一后几天开始。桐城学者小木光绪于1881年1月2日开始书写新年之笔。十光绪
三年、光绪二十二年、二十三年等年份，由于患脚气病、头晕、天气太冷砚台结冰等原因，萧穆也未在元旦试笔。然而至迟不过正月十五日，萧穆总要开动手头的笔。至于发笔的具体时辰，往往不定，但主要集中在上午，有时还在清晨。大部分人都喜欢发笔之后再去贺年，或处理其他事务。也有人选择在各种应酬间隙发笔，甚至有人选择晚上开笔。可见，新年发笔的时间并不固定，主要在元旦，但迟几天也无妨，一般在上班，但晚上也无妨。
新年发笔的时间虽然不定，发笔时的心理却不免庄重。旧历元旦，或者正月的其他时候，第一次拿起笔时，在文人而言，不免郑重其事，与之相伴的或还有一些神秘感。祁世长（1825-1892）之孙祁景颐（1871-1936）曾有诗云，“一年今日最分明，文字东方喜气生”，道出文人对这一天文字的爱惜之情。俞平伯《元旦试笔》回忆这旧日的传统，是 “在大红纸上写过‘元旦举笔百事大吉’之后，便照着黄历所载喜神方位走出去拜年”。先动笔，然后迈开脚步，新年就这样喜气洋洋地充满内心。
祁景颐日记所书“一年今日最分明，文字东方喜气生”。图自《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提要》
至于纸墨等书写用具，新年发笔似无固定要求，一般的普通纸墨即可，当然，也另有一些人选择朱墨。至于用笔，讲究者甚而使用五色笔。更为郑重者，则不仅用新纸，也试用新墨。如浙江绍兴人范寅（1830-？，号扁舟子）光绪四年(1878)元旦日记云：“巳初书红，试新模扁舟子著书之墨，甚坚细而佳，惟新而腻，须俟三年后用之。”所用墨为著名的胡开文专制墨。由此可见，范寅对新年发笔何等重视。
新年发笔，书写本身很重要，所写的内容也有讲究。不同的人在新年发笔中往往寄寓特定内涵。就表现形式而言，字数不等，单子、四字、五七字长联等均可；就内容而言，更是人言言殊。新年发笔可写单字，如曾国藩道光二十三年（1843）元日日记云，“未明起……磨墨试笔，谨书‘孝’字、‘敬’字，写课程单。”更为常用的，则是习见的吉祥语，如“万事亨通”“大吉大利”“诸事大吉”等等。民间书写联语者也不少，如汉口年俗所作发笔语为，“新年开动龙虎笔，大吉大利到年底”。在我故乡江西抚州，父亲也曾告诉我新年发笔一联云“新年发笔大吉昌，一年四季保平安”。更为出色的文人则选择诗歌作为新年发笔的主体内容。贵州人黄彭年（1824-1890）的元旦，多以元旦诗开笔，如，咸丰六年、咸丰七年、咸丰九年均有《元旦试笔》诗。同治十年（1871）正月元旦，甚至填词试笔，“瑞雪纷飞，丰年可卜，填词一阕试笔，时在武昌”。至于新年试笔的内容，则诗词还能与吉祥语并行，因这年黄彭年所书吉祥语为“五福降中天”。不管怎样，新年发笔大多数的文字均是指向吉祥。诚如祁景颐《䜯谷亭日记》1932年正月初一日记所云，这些都是“吉事有祥之颂”。
黄彭年《遯庵日记》同治十年元旦试笔事，图自《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
新年试笔所写的也未必全是写文字，有时还可以作画、临帖。对二十七岁的吴大澂而言，身处战乱之中，新年仍有排遣不去的闷愁，辛酉年（1861）正月初二日的开笔，是画窗心一幅，所谓“雨窗无聊，藉以遣闷”，而未写下试笔的吉祥语。选择以作画开笔也并非罕见，倪稻孙《海沤日记》嘉庆十九年（1814）正月初二日，“灯下作画一纸，足破岑寂”。这是新年以来倪稻孙的第一次动笔。光绪元年（1875）乙亥年元旦，陶濬宣《稷山日记》记载：“洗研试笔，学汉碑数纸”，看来又是以临碑帖为新年发笔之始了。
总之，就内容而言，新年发笔这一仪式并无特别的要求。吉祥语自然是大宗，但不拘于此的文人完全可以随意选择想写的内容。就这一点而言，新年发笔这一仪式是松散的，不同地域、不同层次的识字者（并不一定是文人）均可随意选择他所接受的书写传统，写下他认为合适的发笔内容。甚至，一些持之以恒的文人还可创造属于自己的新年书写体例。
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光绪七年元旦书红，图自《清代稿抄本》
三、幽明之力与自省之维
元旦作为时序的分水岭，以其除旧布新的魅力令人不自觉要在这一天做些什么，以隐隐呼应时节的魔力。在正月初一，无论祭祀祖先，拜祭福德神、中霤神，拈香、默祷等，或是顺着喜神的方位行走，可能都是顺从这种节日力量的反应。江苏仪征人方鼎录（1824-1890）《琥斋日记》光绪七年（1871）元旦日记明确写道：“申刻开笔，敬卜《灵棋》。”在方鼎录的新年活动中，开笔和利用《灵棋经》占卜被视作同类事情，凸显了开笔神秘莫测的一面。面对未知的新年，回顾逝去的旧年，一些关于不可捉摸的命运的展望以及对自身的总结，也就油然而生。于是，一种沟通幽明与砥砺自新的情愫在元旦的各种行为上铺展而来。新年的试笔，就其功能性内涵而言，也在幽明之力和自省之维上展示了它的魔力。
方鼎录日记记载“青龙开笔……申刻开笔，敬卜《灵棋》”。图自《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提要》。
许多清代日记在正月初一这天都写下诸多沟通神明之事。例如清末民初的何荫柟《锄月馆日记》并不记载新年发笔事，然光绪二十五年（1899）初二日仍写明“安排祭品，祀福德神，家例竭诚，且为默告从此佑我，神其鉴之”。光绪三十四年（1908）元旦，何荫柟“进天地香一瓣，心虔，烟清缕直，藉占利市，天贶恒多不设，成心自安我素，或不致终遐弃也。……一家团贺，饱食发糕，取与财、官二者皆有牵合，亦等例文”。在何荫柟的正月生活中，似乎一切都充满隐喻。新年点燃的香火，被他视作占卜的一部分。一家人大吃发糕，也被他通过声音的关系，建筑起“发财”与“高升”的愿景。这些充满隐喻的新年之事，既是何氏家族生活的实践，也通过何荫柟之笔，成为新年日记内容的一份子。日记由此为文人与神明在新年的沟通保存了确定性的证据。
新年发笔的内容，既有导向神性的一面，也有烛照内心的一面。当他们将笔端反求诸己时，儒家心性修养的内容就成为最佳的试笔选择。光绪七年（1881）元旦上午，在拜贺亲友、饮枣汤之后，赋闲在苏州的李鸿裔（1831-1885）发笔数行，并在日记中记下发笔内容：
上德养神，知神当春。知命不惧，强恕不瞋，克去太甚。息心炼心，不受纤尘。凡有见闇，如不见闻。我心不妥，猛龙可驯。有事无事，从容和平。烦恼恐怖，为心荆榛。损之又损，日新又新。绵绵譝譝，如月之恒。
李鸿裔《邻苏日记》所载元旦发笔内容，图自《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
敬慎于新年发笔的人相信，这一系列行为能够为新年带来好运。吉城日记光绪二十五年（1899）正月初一日，“承水砚墨，发笔书端，得新意矣”。此处所谓的“新意”，可能表明吉城对这次试笔十分满意，认为这次书写得新年之意。另一层意思可能是于日记中发笔，自以为有新意。总之，在吉城看来，新年开笔，是能够给命运增添新鲜的意味。
介于幽明之力与个人自省之间，对读书人而言，无疑以科考为最大事。科举考试的偶然性催生了许多关于感应征兆乃至迷信的行为。而许多文人的新年试笔，正如前文梁章钜所论，与科考密切关联。以曾在济南作幕的安徽人孙点（1855-1891）为例，其人有《梦海华馆日记》存世，载光绪七年至十三年间事，日记仅光绪十一年（1885）元旦记载发笔事云，“晨起，发笔，词云：‘……是有天命，愿夺其魁。归对孺人，并顾稺子。永庆团圆，家庭乐事。’”光绪十二年（1886）正月，落第后的孙点，似乎很快忘记了发笔这件事，日记中除记载“掷状元筹”之外，初三至初五均以手谈（下围棋）收束。光绪十三年正月，家人也仍以手谈为主。孙点此后多年的元旦日记中，除贺岁外，多作博戏，观剧，与居停主人“掷状元图”等，无一提及发笔之事。孙点偶或一现的新年发笔，表明他对此并不重视，然而这却是清代文人新年发笔的一般状况。文人的新年发笔正如中国人的求神问卜一样，讲求的是即时效果，时效一过则无论灵验与否，均抛诸脑后。
四、纯粹读书人萧穆的“试笔”
对于中下层文人而言，元旦试笔寄寓了强烈的愿望，尽管功名富贵已经遥不可及，但是这种信念，已经幻化为一种惯习。安徽桐城文人萧穆（1834-1904）几乎在每一年正月初一，都会谨慎地试笔，专注地读书写作，并将这些行为明确登载到日记之中。少年孤寒、中年以后落拓不得一第，仅靠校书、教馆、入幕为生的萧穆，以横跨咸丰至光绪间数十年的《敬孚日记》，展示了一位真正读书人的本色。对痴迷读书并搜罗乡邦文献为己任的萧穆，新年试笔是如穿衣吃饭一般须臾不可缺的寻常举动。
萧穆的新年第一天通常围绕试笔、祭祖、吃饭、贺年几个主题展开。试笔的时间一般在清晨，或是上午的某个时间段。萧穆总是在事务性的活动如祭祖之前，先行完成试笔活动。这一方面可见他对规划时间的日课工夫甚佳，另一方面意味着他将试笔活动视作新年的优先任务。如咸丰辛酉年（1861）元旦日记云：“辛酉元旦，丑时开门，多闻爆竹之声，甚有太平风致。后乃卧，卯刻起，洗面入学，小坐，试笔后，祀祖。”于萧穆而言，清晨入学馆，第一件事是试笔，试笔之后才是群体性的祀祖活动。日记记叙十分简略，然流水账般的日常中，试笔毕竟处在一个显眼的位置。
试笔，在萧穆而言，并非刻意展示读书人特性的表演性行为，而是自然流露的生活习惯。试笔、读书，贯穿萧穆平日的生活，在新年这一天不过是许多个平常日子的自然延伸。读文章、翻阅书籍、整理书籍、试笔，这一系列和读书事业有关的事情，萧穆在元旦或其后一两天从不落下。萧穆没有在日记中写下新年试笔的具体内容，但推究其意，恐怕仍以吉祥语为主。可以推究的，是萧穆在这一天阅读的书籍是用心选择的。同治五年（1866）元旦，萧穆上午试笔后，“录汤文正公诗一首后，取《汉书·韦贤传》，临方息翁批点，成二页半。”次日，又“取《韦玄成传》，临其批点”。这种选择，或有一些刻意的成分。韦贤（前148-前60）是西汉时期的邹鲁大儒，先祖韦孟（前228-前156）曾为楚元王傅，《汉书》本传录其长诗数章，有的人说那是讽谏，有的人说那是“述先人之志”。韦贤四子皆有名，韦玄成（？-前36）后位至丞相。邹鲁一地谚语云：“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萧穆的这些阅读，充满象征意味，寄托了他对个体和家族的希望。而萧穆这一天所读的汤斌诗文，也正如同治八年（1867）元旦读张英的文集一样，大概是希望沾染名臣的福气吧。那些正大光明的本朝前代名臣及其创作的雍容的台阁诗文，恐怕也能给人增添一些端庄富贵的好运吧。萧穆有意读这些诗，就在不经意间流露了祈求富贵吉祥的心愿。当然，萧穆的新年阅读并不总是这么有选择性。如同治十年（1871）元旦，萧穆所读为《日知录集释》，同治十一年元旦，翻阅的则是《钦定四书文》。这两部书，与新年并无多少内在的关联。这不难理解，毕竟，读书、动笔对萧穆而言是如呼吸一般的存在。排除新年特殊的喜庆氛围，这样的日子不过是又一个寻常的读书天。
对日常手不离笔、目不离书的人而言，试笔的动作虽然寻常，可新年这个特殊的日子却让这一系列书写动作变得具有仪式感，成为能够承载心愿的小小暗示。从咸丰十年（1860）直至光绪十年（1884），二十五年间，除去光绪五年（1879）因为“天寒，不能试笔”之外，其余的二十四年元旦，萧穆都在日记中写下“试笔”二字。这漫长的二十五年间，萧穆从26岁的年轻人逐渐步入知天命的晚年，试笔是他在新年中不舍祈愿的特殊坚持。尽管我们无从知悉萧穆的试笔内容究竟写了什么，但这些年他应当对功名富贵尚存一些奢望。
萧穆《敬孚日记》光绪元年元旦日记云“日中试笔”，图自《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
光绪六年（1880）以后，萧穆存世的元旦日记尚有十九年，却仅有光绪十八年和光绪二十六年的元旦日记明确提及“试笔”一事。五十岁以后，萧穆的整个身心状态已逐步走下坡路，有时他为疾病所苦，如光绪十三年元旦前后患脚气病，不能下床；有时为生计所苦，如光绪十五年以后数年间，萧穆均寄居利和钱庄，新年只能与伙计“谈琐事，玩骰子”。知天命年以后的萧穆，不再寄希望于试笔可多大程度改善生活状况，于是对这一郑重的仪式也颇形淡然了。这十九年间日记中偶或一现的新年试笔，可能是萧穆长期以来读书动笔的习惯促发的，然而却也因此更见萧穆晚年读书生活的萧索与淡然。
光绪十八年（1892）元旦，萧穆的新年依然在上海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东楼开始。天还没亮，其弟仲珍就来催促他预备行礼，萧穆赶紧起床洗脸，饮茶后，整肃衣冠，前往大堂，对着孔子神位行三跪九叩大礼。天亮以后，又随班江南制造局总办和提调处行礼。忙完这些，回到广方言馆的萧穆，虔诚焚香并试笔。直至上午十一点，萧穆方才出门贺年。
在贺年与被贺年之余，萧穆还阅读了《张文端公文集》，特别“读其表文，以助吉祥之兴”。随后他还阅读了卢文弨的《读史札记》。夜晚，萧穆对着烛火小坐了一会儿，就睡去了。光绪十八年元旦，阴云整日，傍晚四点下起的雨一直持续到深夜。对读书人萧穆而言，新年第一天，他所做的一切都以读书为根本目的，迎来送往是为了保住职位，为读书创造良好环境。而对着孔子神位行三跪九叩，焚香试笔，则是虔诚祈愿夫子保佑新年馆事顺顺利利。与所有人一样，他的心愿是新年一切吉祥，而以读书人独有的方式表达而出。萧穆选择从桐城名相张英的文集中，阅读那些充满人神愿景的章表之文，以寄寓吉祥的兴头。萧穆没有辜负他读书人的“人设”，正月初二、初三，萧穆接连钞录章学诚的文章，以后几天，他也几乎没有一日停笔。
手不停披的萧穆，始终做着读书人的本分事。五十岁以后，他并非每一年都郑重在日记中写下“新年试笔”，但在新年开初的几天，萧穆总是亲近书籍，没有远离书籍而作酒食争逐。光绪十九年（1893）元旦，萧穆的兄弟侄辈均来家玩，但他依然是“日夜玩书、啜茗自适”。他在上午占卜了本年的“身事”和“年成”，或许他也发笔写下吉祥话语，不过，这没有出现在日记中。正月初二，萧穆整理了去年的收支情况。初三日，萧穆检点各类书籍，又看了《朱子年谱》。初四日，萧穆依然清理年谱，并装订了自己壬辰年的日记。在热闹的新年活动中，萧穆始终没有松开心头那根读书之弦。
即便新年里身体不适，萧穆也不曾放下心爱的笔。光绪二十年（1894）正月初一，萧穆去腊以来酸疼的手臂仍有未适，然而在第二天早饭后，他仍然拿起笔来，“追记去冬十二月二十五日以来日程”，并用朱笔校《徐骑省集》。光绪二十一年元旦，新年有疾的萧穆虽没有特别的试笔，但在晚饭后头昏之余，依然“追记日程数起”，以此开启事实上的新年发笔。
对萧穆这样的底层读书人而言，俗世的奔走往往遭遇碰壁，人生难有得意的时候。可幸的是，那些先辈手泽不断给予他力量。可以想象，萧穆的阅读和写作应当始终伴随着“相信文字具有力量”的信念。试笔这种古老的习俗，在每一个新年的第一天，不断提醒如萧穆一样的文人，读书写作仍是有希望之事，是值得期待的。即便人到中年以后，百事萧索，新年意兴阑珊，也仍会偶尔想起这个习俗。光绪十八年、光绪二十六年偶尔在日记一现的“试笔”，表明他对“试笔”及其所带来的希望仍有残存的信念。
在成年以后的所有新年中，萧穆始终不离书，不离笔，展示了清朝晚期一位纯粹读书人的本色。现存萧穆日记的最后一天为光绪三十年（1904）七月四日，这一天他的日记只寥寥数字：“晴，日阅田间诗。”在生命的最后日子，萧穆仍在读明遗民钱澄之（1612-1693，安徽桐城人，晚号田间）的诗。生命不息，读书作文不止，萧穆可谓中国“文字教”的圣徒。
新年发笔，于是于萧穆而言，成为新年里独特的光明时刻，如一束光照亮他风尘仆仆之旧年的阴暗与不快。新年的读书发笔，也给生活极度不安定的萧穆以心灵的锚定。在新年约定俗成的祭祀、娱乐活动之外，新年发笔提供了鲜明的对照，凸显了文人的特质。于新年的喧哗中，这一小小的举动为萧穆这样的文人提供了片刻的安宁。在鞭炮声、吆喝声中，无声的书写显示了沉静的魅力，表彰了文字的力量。
五、新年发笔的家族性
新年发笔作为一种普遍性的仪式活动，曾经遍布中国。钟叔河《元旦试笔》认为：“在长辈人中，凡家蓄笔砚者，此风大约一直绵延到了一九四九年，包括乡间冬烘先生和‘耕读传家’及略识‘之’‘无’的农工商人在内。”事实上即便在“十七年时期”，私人日记中仍保留了新年发笔的记载。改革开放之后，新年发笔的传统再度得到复兴。新年发笔传统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令人不自觉想要窥探其生生不息的动力之所在。例如：在家族之中，新年发笔的传统如何建立？普遍性的新年发笔，在主流男性文人群体之外，是否渗入闺门？这种传统的力量的边界究竟在哪里？
新年发笔虽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过年习俗，却也表现出明显的家族性。前述梁章钜《浪迹续谈》提及其祖父嘱其新年发笔，可见梁氏家族新年发笔里面的科举因素。而在曾国藩家族，这一传统在时间和形式上均有明显的传承轨迹。曾国藩日记从道光二十三年（1843）起，即有元旦试笔的记载，此后尽管时有辍笔，但道光二十五年、同治六年、同治九年元旦的日记中均明确记载试笔一事。曾国藩对新年发笔一事的坚持，并将其记载到日记中的行为，应当影响到其子曾纪泽（1839-1890）。曾国藩同治九年正月初一日日记云，“早饭后，……旋至幕府贺年。至上房，家人行礼，试笔作字。”曾纪泽同一天日记记载，“午后习字一纸，又写零字甚多。”这天，曾纪泽在曾国藩幕府中，对读父子二人日记，可见曾纪泽午后习字，正是其事实上的新年发笔。而曾纪泽日记明确记载发笔之事，则从下一年度开始。从现存曾纪泽日记来看，有十三个年头的正月初一日均显著提及发笔一事。曾纪泽还保留了曾国藩新年作零字以试笔的习惯。此外，曾纪泽日记明确写道家中如何保持此类传统，其光绪十二年（1886）元旦日记云：“辰正三刻起……发笔后，偕内人率儿女祀祖先及受贺，观儿辈发笔。”可见，新年发笔在曾国藩家族不再是个人的新年选项，而是家族传承有自的必须事宜。而从观儿辈发笔一事，又可初步推测：发笔已成为曾氏家族过年期间刻意经营的家族人文景观。这种长者观看子孙辈开笔的新年一景，应当是许多诗书之家汲汲经营的家族文化事务。距离湖南数千公里之外的温州，地方性文人张棡（1860-1942）民国八年(1919)正月初一日日记，“有雪，诸儿开笔，大儿、三儿并吟五律”。新年举笔关联着书香、关联着家族的读书事业，故而对书香门第而言，家族众多后裔纷纷在新年开笔，不仅昭示家族读书事业后继有人，也象征着家族兴旺的香火绵延。
新年发笔，是一代代文人规训而来的传统。父辈写，也要求孩子们这样写。读书人家的孩子，元旦这一天首要的日课可能就是发笔，发笔之后，才是玩耍和娱乐。如钟叔河在《元旦发笔》中所言，这天早上，“在大人的安排下，洗漱后被叫去坐好，磨墨展纸，用毛笔写下‘元旦发笔，万事如意’八个字，将其粘贴在壁上，任务便算完成，可以顽耍到正月十六看龙灯了”。曾国藩与钟叔河都是湖南人，而梁章钜、林则徐等人则全是福建人，这是否表明，新年发笔这一充满仪式感的活动，可能还存在一些地域性或族群特征？至少就满洲八旗而言，从宫中到一般大臣及八旗子弟，均喜欢在新年发笔中书写单字，表现出一定的族群特征。
冯婉琳《佩芸日记》整理本收入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第八辑之《近代女性日记五种（外一种）》中。
新年试笔逐步浸染到闺阁之中，更证明此风之盛。清代闺秀日记日记存世不多，明确记载新年元旦事者更少。山西代县人冯婉琳（1848-1914）为洪洞董文灿之妻，所著《佩芸日记》载有同治六年、七年、八年及光绪十年元旦事，其中光绪十年元旦日记云，“晴煦无风。诵经竟午。试笔作楷。”初二日“用牙牌课卜行年”。新年占卜并试笔，是洪洞董氏家族传统，董麟、董文焕（1833-1877）兄弟《观阜山房日记》《岘樵山房日记》均有元旦牙牌占卜、《易经》占卜的记载（《观阜山房日记》同治四年正月初一载“占牙牌”，《岘樵山房日记》同治二年正月初一载“元日试笔，再用东坡除夕韵”。看来，冯婉琳试笔或与董氏家族元旦试笔之风有关。不过，与董氏兄弟多作试笔诗的方式不同，冯氏试笔是作楷书。可惜，冯婉琳日记明确记载元旦“试笔”仅如上一次。其同治七年（1868）元旦日记记载牙牌课卜，而同治七年正月初五日日记始提及“作楷”（62页），这或许也是一次试笔。尽管关于女性在传统中国新年试笔的记载甚少，但冯婉琳的日记至少表明，闺阁之中已浸染此风。
综括言之，新年发笔是所有读书人在新年的第一场集体性的文字狂欢，是一场信念、愿望、不安和勖勉的盛会。新年第一次书写的文字，不仅宣示了希望和祈祷，寓意了吉祥和祝福，也在深层次揭示自己的渴望、失落和旧时光里的遗憾。这些高度抽象的吉祥用语反映了普遍的志向、抽象化的理想，但这些程式化的用语也植根于日常生活和实际需求之间。一些文人变换用语，使用元日试笔诗等方式，又使得这些文字变得多元。在展望新年和未来之美好的同时，一些追忆往昔的新年发笔充满叹息，同样耐人寻味。现代著名文献学家陈乃乾（1896-1971）1959年日记开篇云，“年少鸡鸣方就枕，老来枕上听鸡鸣。转头三十馀年事，不到消磨只数声。黄梨洲句。己亥元旦试笔，时年六十又四。”陈乃乾现存16年的正月日记，所记试笔事惟此一处。对年艰难时代的老人而言，新年发笔以叹息模式开启，并不令人意外，却也足够让人对新年发笔样式的多端生出无限感慨。自然，这些多元的特性使得新年发笔成为展示道德修养与文学技艺的一部分。文人不仅可将其用于表达通俗的愿景，也可用来表达个体微妙的诉求。
仍将清朝视作“儒教中国”（列文森语）链条上的一环，就不能不对清朝文人这种普遍性的元日书写活动，做出一些信仰上的解释。与传统中国的许多文人一样，清朝文人的诸多书写活动都可以笼罩于“文人信仰”之下，这种文人信仰的核心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附着其上的诸多文字，均可视作这种文人信仰的注脚。宗经征圣的文章，卫道明道的诗文，均可视作这种信仰的产物。元日书写则再一次印证了这种信仰，并将其与民间的习俗融为一体，隐迹其中。
校对：栾梦
相关问答：万事钱庄借款靠谱吗？这个不是太靠谱，利息高套路多，所以你还是不要选择这个了相关问答：古代钱庄是干什么的？如何经营和盈利？钱庄和当铺区别是什么？
陆小凤在大通钱庄一挥手，掌柜的屁颠屁颠地陪着笑，拿出几千两银票。小娘子把娘亲给的金钗拿去当铺，交代好自己还会赎回，这才一脸不舍地离开。这些画面熟悉吧？
那么，古代钱庄到底是干什么的？经营和盈利秘诀是什么？当铺也放款，二者区别是什么？查查古代钱庄老底，看看人家是怎么赚钱的！
1.古代钱庄概念和业务模式
①钱庄和业务:
钱庄属于古代金融机构，可简单理解为后来银行的雏形，但银行并非由古代钱庄发展而来，而是由国外传过来的。尽管同属金融机构，但钱庄有地域性特点，多分布于江南，规模要少，运转机制也有很大区别。
钱庄常见独资和合资两种模式。”银号”、”票号”都是钱庄别称，源于古老的兑换机构。
早期钱庄靠汇兑赚钱，甲地存入，乙地交割，如影视常见钱庄取银票场景，存款无息，钱庄收息。明清时发展成为经营存款、放款(包括抵押放款)和短期拆息等业务的封建金融机构。
钱庄一直到民国还存在，国外银行进来后彼此有过合作，钱庄最终被银行所取代。
②钱庄的运作模式:
钱庄收受存款，支付利息；同时放出款项，获取利息。很明显，放款利息更高。这只是钱庄赚钱的理论，实际玩起来绝对不简单。
钱庄的客户并非普通百姓人家，服务对象以古代商人为主，当然也会有一部分公款。
钱庄放款分活期和定期。定期放款通常有季节性规律，比如按季度来。古代商人常经营各种粮食、农副产品、土特产和药材等，这些都有季节性。可见钱庄经营主动适应商业规律，契合商人实际情况。商者，诚信又精明。
这里有个”潜规则”:
钱庄自然信用如金，否则可能面临倒闭，而商人同样以信用为行业信条。实际上，无论哪方失信，双方都有能力让对方在圈内名誉扫地。这就是古代信用放款的可行性。
既为信用放款，风险不能绝对避免。有时钱庄也制订成文规定，有条有款有诚信，双方严格恪守，以最大程度避免欠账风险。
2.钱庄和当铺的最大区别
当铺又称典当行，主营抵押放款业务。这个经营方式称典当，抵押人即客户称当户。当铺业务属高息放款行为，放款金额通常不超过典当物品价值的一半。问题不止于此。
当户低价当掉物品多因应急，自然希望日后赎回。这里就有个赎期，当户赎回时要支付利息。期满未赎，当铺可直接把物品拍卖掉。
当铺和钱庄最大区别来了:
钱庄业务以双方诚信为基础，薄利经营。当铺业务是高利息，只看期限。赎期满，当铺可直接卖掉抵押物品。当铺求利，当户应急，本是合理交易，双方都无法保证赎回行为。
3.钱庄经营和盈利的秘诀
老话说”无商不奸”，商人的钱最难赚。钱庄靠利息差无疑是薄利，毕竟还有风险存在，它们是怎么赚钱的呢？薄利多盈说起来容易。
①首先钱庄牢握俩原则: 放款取息和存款付息差价；货币兑换差价。这是盈亏保证。存借利息差，是钱庄最重要业务收益。
②最高效经营。业务运转到极致，精打细算到极致，这是钱庄薄利多盈的精髓。秘诀是:薄利多收，安全放空。这就是”内空外通”。
内空:钱庄尽量放出所有收款；外通:钱庄尽力吸收外部存款资金。原则上，钱庄贷出所有收款，外部存款源源不断进来，再贷出，如此形成良性循环，且避免钱庄寸头不足。
钱庄业务那么大，利润那么高，就是靠这两招: 内空外通和精打细算。
③钱庄时刻掌控金融行情和商业市场。运转高效，规避风险，资金进出不断周转，就像刘皇叔说的”不要停，继续转”，尽力减少资金滞留钱庄的时间，滞留意味着赔钱(付存款利息)。
④存放同行。钱庄的闲置资金，不但不生利，钱庄还要支付收款利息。钱庄也学客户，把闲置资金存在其他钱庄同行，如此可获利息。有些钱庄需要周转资金，同行自然相熟。
金融商业瞬息万变，刚存其他钱庄一周，忽然有商人来借大宗款项。这种情况肯定有。所以钱庄存放同行周期很短，通常为三两周。所以说商人精明，一个铜板也得给我生利！
⑤传统兑换业务。明清流行白银货币，所谓元宝、锭银、碎银，重量和成色不一，这些以自然形态流通的，长期以来没有统一制度。
另外朝廷有专门发行的”制钱”，就是铜钱，面额不一，各发行机构也不太一样。于是钱庄出现了白银和制钱兑换业务，并收息。
怎么样？假如给你一个钱庄大掌柜职位，你有没把握在试用期内把它搞倒闭？
钱庄内部仓库
4.钱庄其他业务
古代钱庄实力有大小，但通常都有副业。
最基础的，生金生银买卖，鉴定各种货币真假，对金属货币核价等，都在钱庄经营范围内。实力强大的钱庄，东家兼设金银店面，包括各种器具和首饰的铸造和买卖。
钱庄属金融机构，本身掌控货币兑换，自然有控制金银市价的能力，投机活动有时难免。
小编陈词
古代钱庄雏形的很古老，主要是简单的金银兑换和存储，那时借贷多属民间行为。明清时钱庄业务越来越多，走的是薄利多盈路线。钱庄算得上古代最抠门、最会算计的机构，但信用也是钱庄业务繁荣的法宝。
民国初，钱庄汇划业务发展迅速，从沿岸发展到内地，有些钱庄关联业务，发展出了代理。后来外国银行开始操纵钱庄，促使口岸和钱庄的业务联系，不但控制了内地钱庄，还控制了在华商贸渠道，收购原料，倾向商品。
既”叛变”，钱庄离覆灭也就不远了……
历史角度看，钱庄推动了民间工商业发展，促进了经济。信用良好、运作灵活、周转迅速、精打细算，古代钱庄把上述几项发挥到了极致。世间红尘滚滚，钱庄财源滚滚。
大家觉得当今社会里，哪个行业比较像变相的古代钱庄？高利息那种也算。